【原文】

曾静供：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诚以孝为百行之源，万化所从出之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望得叶茂，源深而后可得流长，必亲亲无亏，而后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满，而后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于百姓，乐利普遍环区者，皆由一孝所致，即《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也。然理虽一定而不易，其实躬行实践者少。至于三年之丧，虽曰“自天子达于庶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然新主当万机综理之下，苟非仁孝诚敬之至，实有难行。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见，即三代以上之圣君哲后，从头算来，亦未闻历历有几。古称大孝，首推虞帝，然当上世浑噩，风气未开，礼制未备，三年之丧，未经记载，其详不可得知。继算武王为达孝，礼制略述于《中庸》。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之修，继志述事之绩，与夫追王之礼，享帝之仪，可谓千古郁郁之盛。然在当时，武王亦不能独成其美备，大事多资  周公  (《大义觉迷录》人物)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余只有高宗，书载谅阴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兴贤圣之首君。然在当时，孔门高弟亦疑其势有难行，后儒注疏亦多疑谅阴之制为心丧，未必能实居庐被素也。后世以日易月，虽自汉文帝，然战国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访于  孟子  (《大义觉迷录》人物)，父兄百官，皆不欲，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则是短丧之制，自春秋战国时，已视为泛常矣，岂独自汉始乎！即在诸侯素称秉礼之国，亦不能行，况无子乎！自是以来，历代帝王固无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礼之君，仁孝之主，则有欲行而势不能行者，有勉强行之者，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求其实能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日者，则绝无焉。

【译文】曾静供：经文上讲：“先王有至上的道德礼义，以顺应治理天下。”又说：“谨慎地处理先人的临终之事，百姓的归顺之心就会淳厚。”

所以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孝。确实应该把孝作为人的根本。所以说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才可希望枝叶的繁茂，水的源头深广而后才可以使流水悠长。必亲亲无亏，而后才算德足，才能仁爱百姓；仁爱百姓的器识满盈，然后功足才能包容事物。凡是百姓得到教化，天下得到治理者，都是由孝所致，也就是《论语》讲的“孝悌，是仁义的根本”。一点不错。然而道理虽是这样，真正身体力行的也真是太少。至于三年之丧的制度，虽说从天子到百姓，在这个事情上不分贵贱，然而新的皇上正当日理万机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的仁孝，十分的诚敬，实难实行。这不单是三代以来罕见，即使三代以上的圣君哲后，甚至从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听说有几个。

古代称孝顺的，第一就算是虞帝，可是那时间没有文字记载，其详情人们不知，无可考证。周朝的武王可以说达到了至孝的程度，但《中庸》记述的也不多。不过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的修建，记述功绩，追尊帝王的仪式，可以说超过千古的盛况。然而在当时，武王虽然功业显赫，但也不能独享全部誉美之词，他也是在很多方面得力于周公的帮助和打基础的结果。

另外商朝还有位高宗，也可以称为中兴的圣贤之君，史书记载他守孝三年。然而在当时，孔夫子的重要弟子也怀疑他难以真正实行。后来的儒士在注述古史的时候，也怀疑搭个简陋的棚子，住里边守丧的办法是心情过悲而形容出来的情况，并不真的会那样做。后世有些变通，例如战国时，滕文公想实行三年之丧办法，去问了孟子，并向父兄辈及百官也征求看法，都认为不必要，都说本国宗主国鲁先君没有那样实行，我国的先君亦不必那样实行。因此那种短时间守灵的制度，从春秋战国时，已经看作非常正常了，并不是后来的汉朝才开始的，即使在非常讲究礼仪的诸侯之国，也无法实行，何况后来的天子呢？可以说历代帝王并没有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其中即使有一两个好礼的君王，仁孝的诸侯，虽亦想实行而不能实行；中间受阻者是一种情况；还有勉强去实行，都没有坚持到底的情况；另外还有的真正形式上实行了，但徒有虚名。

真正是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如一，始终不移者则绝无仅有。

【原文】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万古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继以孝恭仁皇后宾天，共历三十五个月，悲哀极至，感慕之诚，久而弥笃。抚时生悲，触绪增伤，见忾闻，追思永慕，无时或释于怀。每朝夕共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梓宫，赡拜山陵，惨怛号呼，一时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下，偶有感触，辄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