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有关他的故事见之于《春秋》左传。宣公二年，当时晋国国君晋灵公荒一一H一一暴虐，穷奢极欲，《左传》中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s熊蹯不熟，杀之，诸备，使妇人载以过朝”。身居相位的赵盾，看到晋灵公这样凶狠残忍、倒行逆施，对国家前途忧心如焚，屡次冒死“骤谏”。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派武士去暗杀赵盾，未遂，又假意设宴招待赵盾，伏甲欲杀之，又被赵盾侍从提弥明识破，拚死突围而出。赵盾被晋灵公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潜出城外避难。不久，晋灵公被赵穿在桃园杀死。赵盾闻讯赶回都城，重新掌握政权。董狐在史书上记载：“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公布。赵盾分辩说：“不对，这不是我的过错。”董狐振振有词，对他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听了只得长叹一声，默然认账。  孔子  (《千古之谜》人物)评论这段史料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从此董狐被当作秉公执法，直言书法的良史，后人称赞董狐的屡屡不绝，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对”董狐“的做法十分赞赏，称颂他”直笔写史“的一精一神。不过，有一种看法认为，董狐的这种做法不足为取。理由有这样几点：第一，杀死晋灵公的是赵穿，而不是赵盾，赵盾不过是赵穿的叔父，硬要叔父为侄子的行为负起责任，那只能算是“株连”，这种主观臆断的株连笔法，真正的“直笔”良史是不会写的。第二，董狐“为君者讳”，晋灵公的滔天罪孽他不置一辞，只责备赵盾“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似乎“直”得可以，实际上是故作唬人之词，完全站不住脚。应该说，赵盾为了维护晋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晋灵公“骤谏”不断，已经尽到了“正卿”的职责，“亡不越竟”，只能说明赵盾受到了晋灵公的残酷迫害而不得不为之的做法，说明他在患难时还不愿逃离本国，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怎么能作为他弑君的事实根据呢？“反不讨贼”对于国人皆曰可杀的晋灵公来说，赵穿不弑他，也有其他人会来杀他。当时晋国的百姓都很明白，认为“晋侯自取其祸，非相国之过也”。董狐的做法是有悖干事实的。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必须按照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看待，晋灵公虽然不行君道，但从奴隶主阶级等级森严的制度来看，以下弑上仍然是一种无道行为，赵穿弑晋灵公，赵盾是否事先知道，这不得而知。但他作为赵穿的叔父，赵穿弑了晋灵公后，他不加以谴责，反而接受赵穿的迎接，重新登上相位，这在当时看来，仍然是违反为臣之道的行为。赵盾复相位后，大权在握，而且因为赵穿弑了晋灵公，朝廷大臣都为之战栗，太史董狐在这个时候，敢于在史籍上直言“赵盾弑其君”，这是何等的勇气，因而对董狐的苛求是不公道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反对以上观点的人承认董狐具有一定的勇气，但是他们认为问题在于董狐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载是错误的。他把“合理想象”当成历史事实，不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历史，这是一错；不直书晋灵公的荒一一H一一暴戾，自取其祸，却将罪名株连无辜的受害者，丧失了史家应有的正义立场，这是二错；不顾公论，只许暴君害民，不许国人反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是三错。一个史官，坚持这样的错误记录而不改，无论表现出多大的勇气，也只是“固执己见”，谈不上是什么“直笔良史”。他的做法更不值得后人称颂效仿。（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