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独特的集大成的古典地理巨著，同时也是水利学、农业、考古学和文学名著。《水经注》自宋代以来。因历代传抄，已有残缺，且经、注混淆，讹误甚多，几不可读。明代朱谋（土韦）第一个为它作注，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了《水经注笺》，这在郦学研究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代”。入清后，整理研究郦注者蜂起，至乾隆时达到高峰，涌现出诸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治郦名家。但从1774年戴震自称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经注》刊出后，世人以《戴氏水经注》与大典本多不合，而多暗合于赵一清本，颇疑戴氏在四库馆得窥赵校本，其所校本，实窃赵一清《水经注释》。原上海合众图书馆所藏孙沣鼎校的《〈水经注〉跋》，最早记载了这一情况。及至后来，“戴窃赵”又引出戴、赵两家皆抄袭全祖望校《水经注》问题，而对戴震攻击尤甚，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始成郦学史上一大疑案。金坛段玉裁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素以治小学著称，与王念孙同为“清代三绝学”之一。段氏年岁与戴氏相仿，起初他们只是论学之友，未久，段氏即师事戴震。戴震谢世后，段玉裁对当时议及其师的言论，每每为之辨护。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雪白。至道光咸丰年间，邵一一魏源列证为文，申斥段说之妄，力主戴袭赵说。同时的张穆在其《全氏〈水经注〉辨诬》中也论定戴袭赵书。仁和谭献在其《复堂日记》中对疑案的态度，虽持两端，但亦颇疑戴袭赵书。谭献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郦学集大成者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要删》的《自序》中亦谓戴震抄袭。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他认为，戴震厘定经注，“似非全出因袭”，而全、赵、戴三家校语多相合的原因，是由于所据的原书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相袭的证据。戴震出于名心所炽，对“郦书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笔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为错误，后人窃书之谤，亦有激而来也”。（吴泽《水经注校。前言》）此外，王先谦、梁启超对疑案则持调和态度，撰文从中调停。30年代中，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在当时“戴袭赵书”占绝对优势的潮流中，却是一名拥戴派。他对“戴袭全、赵”的传统说法持怀疑态度，并以表彰戴震的功绩为自己郦学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戴校水经注〉》中，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反证，力图加以修正。1938年，中国的郑德坤对森氏此文，在《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发表了《〈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详尽地陈述了看法。郑对有否“戴袭全、赵”的说法，列举了对此肯定的证据十条，否定的证据五条，其中对森氏驳斥“戴袭全、赵”说法的三条结论，郑也作了意见相近的评论。胡适也是一名不随此案潮流的拥戴派。40年代后期，他对《水经注》的版本作过深入研究，陆续撰写了《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等文，为戴震辨诬释疑作了详细考证。解放以来，对这桩历史公案仍以袒赵派居众，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等书，均作如是观。然亦有经多种版本校勘，全面评析此案者，如钟凤年考证，戴校殿本虽称为据大典本所证订，实则戴氏所提问题4400多条中，其所改确与大典本相同的仅约720条，此外明言据他书以改正者约240条，其余3000多条只能说别有所据。并列举证明，殿本乃于大典本外兼采黄省曾诸本杂凑而成，并非独采自赵校，只是采自赵本特多而已。后之学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为只是多暗袭赵校，乃由于未经就黄、吴以迄全、赵各本全对证之故，以此归咎戴氏实非持平之论。（《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张重威在以诸本互校后则认为，“魏默深、张石洲、杨惺吾诸家讥谪东原伪托《大典》之说，可以毅然论定其不诬矣。至于谓东原盗袭诚夫，然亦确有出于东原之自行考订及根据归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为润色也。又有校补之处确为全氏、赵氏及各家校本之所无者，王氏各校已经说明”，谓“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默园〈水经注〉校勘记跋稿》，《学林漫录》第八集），对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全、赵、戴等人早已作古，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过，自有评说。（王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