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那篇清新、飘逸、光彩而恬淡的《桃花源诗并记》。中，憧憬了一个自由、安乐的理想社会，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风光尤其令人神往和称羡。1000多年来，有人指责这桃花源是不存在的“乌托邦”，有人却能数说出桃花源的许多模特儿……“桃花源”究竟是纯属虚构，还是有它真实的原型？湖南桃源县西南十五公里的水溪，俯临沅水，背倚青山，景色绮丽，松竹垂一一，被人称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唐代人开始在此建有寺观。宋代更加兴盛，并建造了渔人遇仙的“延请楼”。元末毁于火。明代景泰六年（1455年），又在此建造了殿宇，明代末年又毁于大火。直到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重修了“渊明祠”，并顺着山势以陶渊明的诗文命名建造了观、祠、亭、洲，诸如“桃花观”、“集贤祠”、“蹑风亭”、“探月亭”、“水源亭”、“缆船洲”等。《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载刘自齐所写《〈桃花源记〉与湘西苗族》的文章，认为“《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幻想的再创造，而是切切实实的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的写真”。据《苗族简史》：武陵地区的苗族人民开始了“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自耕农的私有制，创造了父系氏族初期的物质条件。但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所能提供的剩余生产品极少，因此，还产生不了突出的富户和显贵人物”，呈现出了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象：“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如此世外仙境一般的苗家社会，初当作“异闻”传播。除了陶渊明有所闻，并见之于他的诗篇外，还有一个东  晋文  (《千古之谜》人物)人刘敬叔也在他的《异苑》中记述道：“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这简直是又一个“桃花源”，所不同的是一位是渔家，一位是猎户罢了。其他如武陵地区苗族人民素有对桃树的崇拜以及见客人“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习俗等等，都能说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指武陵地区的苗家社会。然而，“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这是文学作品塑造典型的成功的手法。除了桃源县或苗家寨，被大诗人陶渊明选作《桃花源诗并记》原型的现实境界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古代海州即今连云港市地区有两个武陵的地名：一个是载入《魏书》的“武陵郡”，故城遗迹犹存，在今赣榆县沙河城子村；一个是云台山脉的宿城山西麓，至今保留有武陵古邑的地名。清咸丰元年以前，这里一直地处五羊湖的东岸，由水路顺山麓向南，直至海边山尽处，有一小径通入宿城山凹。江苏连云港市的宿城山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除了翻越虎口岭，与外界无路可通。这样一个僻在“东海隅”天然巧成的“坞壁”堡垒，中间却是一片坦荡美丽的川原，山畔竺篁摇曳，地名大竹园。东面临海处，有一座半身浮浸于海中的峻峭的山峦，状如大船，故称船山。山脚转弯处，也有一条经过拓宽的石峡，逶迤通向高公岛。这样的世外乐土，陶渊明在来到郁洲以前，早就闻名。陶渊明在写入桃花源的情景时说道：“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方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严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足以使我们产生有趣的联想了。而更重要的是：诗人陶渊明曾实实在在地亲身到过这个地方。他在著名的《饮酒诗》里唱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郁洲山于晋世应称东海，当时的海州称临朐，隶属于东海郡。所以，陶渊明所说的“直至东海隅”的“远游”，正是处于东海一角的宿城高公岛之行。隆安三年（399年），农民孙恩起义于海上。隆安五年，第三次登陆，从水路攻京口（镇江），直指建康（南京），攻克广陵（扬州）。后浮海至郁洲，打败了镇守在高公岛的东晋将领高雅之。高公岛即因高雅之而名。最后，起义军又为东晋镇军刘牢之所败。由陶渊明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丹一一）作》得知，陶渊明从隆安四年开始任镇军刘牢之的参军，他“往来海上”，高公岛战争期间，必亲赴战场，“登降千里余”。然而，他“目倦川途异，必念山泽居”，身在宦途，也只是“暂与园田疏”，依然时刻怀念他的田园生涯。最后还是要“终返班生庐”――返回他退隐的居处。在这种心境里做刘牢之的镇军参军，当然有觅求桃花源的心愿，看到高公岛云山武陵郡中这秀丽的渔村，夹岸的桃林，鲜美的芳草，一径通幽的石峡“小口”，他也必然会像作品中的渔人一样“舍船从口入”，去游历那“良田美池”、“桑竹垂一一”的宿城山凹。南唐诗人李中早就意识到陶渊明到过宿城山。他在郁洲山之游以后，写了《春日书怀寄朐山孙明府》诗，发出过“犹怜陶靖节，诗酒每相亲”的感叹。苏东坡也是知道陶渊明吟咏过郁洲山的。他在回忆海州朐山之行的诗中摹仿陶渊明“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诗意写出过这样的诗章：“我昔登朐山（今连云港市海州锦屏山），出日观沧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清末两江总督陶澎自称陶渊明的后裔，也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他曾著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一书。并于道光十六年亲自向道光帝F宁讲述了高公岛、宿城一带“鸡犬桑麻”的“太平景象”。F宁也认为：“此境与桃花源何异？这位封建皇上的”金口玉言“引起”海州人士逖听腾欢，咸以郁洲“为”乐郊“。陶澍在宿城法起寺旁建起了“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绕以长28尺、广20尺的西回廓，长32尺、宽25尺的东回廓，合《五柳先生传》的文章，仿陶渊明故居的特点，在门前植五株柳树，并栽植桃花，使陶祠“倚天照海，朱霞霭霄，云台倍觉鲜明”。陶澍还为陶祠书额：“羲皇丘人”，对联是：“此间亦有南山，看云归欲夕，鸟倦知还，风景何殊栗里；在昔曾游东海，忆芳草缘溪，林花夹岸，烟村别出桃源。”“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隶书刻石的匾额至今尚存。饮誉中外的宿城山水，丰富了诗人桃花源的叹咏，沧桑十五世，昔年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今已出入通达。“桃花源”原型的取材，还可能不只是笔者陈述在上面的几处。严格地说，它还是一个仅仅被猜出了一部分的谜。（李洪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