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镇设于何时，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也就成为人们所关心的话题。由于史籍记载不同，诸多学者对史料理解各异，以致目前仍然有较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1）宋时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主此说。该书卷二四上海县：“宋时，舶辐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为上海镇“，（2）宋末说。明《嘉靖上海县志》主此说。谓”上海为松江县属……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乾隆续修上海县志》等同此说。（3）熙宁七年说。褚华《沪城备考》主此说。谓”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清《嘉庆上海县志》、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青浦县志》等均持此说。（匈）绍兴中说。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主此说。谓”宋绍兴中于此地置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5）南宋末期说，武指伞短扑问贝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认为上海设镇于南宋末期或咸淳年间。以上诸说以熙宁、绍兴和宋末咸淳三说为主要争论焦点。黄苇据《弘治上海县志》卷四《庙貌》：“文昌庙，宋咸淳中邑士唐时措立。”元人屠性《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庙。”等依据，认为上海设镇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以后，决不会在咸淳间以前。从而得出上限不会越过咸淳元年（1265年），下限不能越出咸淳三年（1267年），可能在元年或二年的结论（《上海得名、设镇、建县年代辨异》，《文汇报》1962年2月18日）。洪铭声主同熙宁七年建镇说，认为此说比较可靠，而屠性的话是否真的可靠，很可能是出于一种传闻而作出的推测，而《嘉庆上海县志》年代明确（《关于上海建县年代问题熙宁七年建镇比较可靠》，《文汇报》1962年5月8日）。此外，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认为上海在宋代并未正式建镇，因为历来学者从未否定上海宋代建镇，问题是宋一代三百多年何时建镇，可以说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新的说法。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状态之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为镇（《宋时上海并未正式建镇》载《文汇报》1962年5月8日）。谭其骧在《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载《文汇报》1962年6月21日，见《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认为熙宁、绍兴二说尽管确指年号甚或某年，却不可信，其证据①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间的《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②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只有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洪铭声主熙宁七年说的有力论据是《宋会要辑稿。酒曲杂录》中一条记载。但这条记载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宋制凡设有监当官掌茶盐酒税的所在称所或务，凡人烟繁盛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镇，设酒务跟建镇是两回事。至于《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年建镇，虽不会无中生有，但误以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倒是可能的。文章指出《嘉庆上海县志》的不少谬误，绝不可轻而信之。谭文又对丘祖铭上海宋代并未正式建镇说予以否定，认为与史实不符。宋代的镇虽渊源于唐与五代，但性质迥不相同。唐与五代的镇长官是武职人员的镇将、镇副，其任务是镇捍防守；宋代的镇长官是文职人员的监管，其任务是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或兼征税榷酤。宋初为了把旧时代军政性质的镇改变成为民政、财政性质的镇，因而采取收镇将之权归于县、诸镇多所罢废的措施，这怎么能说宋以不建镇为原则、为祖规呢？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的《方域》、《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谭文认为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诸生肄习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己建镇。黄苇的咸淳说近是，但认为黄说上海设镇于成淳元年或二年的结论，是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纪略》的原义是说上海在从前作为镇时，镇署的东面有个文昌祠，待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为县的学宫，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就不能以推断建镇不可能在咸淳之前。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年），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年）。上述诸说中，熙宁七年说年代较确切，但力据不足。宋末说虽理据充足，年代不明确，过于笼统，上下限达74年，与当时建镇一精一确时间相距甚远，亦非真正谜底。可是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物索性把上海的正式建镇定于咸淳三年（见《上海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全书》，学林出版社），但不具论据，这是很值得商榷的。（王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