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在“北京地区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向外界郑重宣布：用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园林平面图像，酷似一尊闭目盘腿打坐的人像，被人们称为“景山坐像”，从国家测绘局1983年拍摄的景山公园平面图来看，园林北部寿皇殿建筑群（今北京市少年宫）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眼眯着，带笑容，胡须是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这个发现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国内甚至是国外舆论界，不少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为的安排，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意念呢？它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说法大相径庭，分歧颇多。有的学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为的，它代表了古人的一种永恒的意愿。景山公园在北京西城区，故宫神武门对面。元代本为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曰青山，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为营建宫殿，将拆除的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万岁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景山。景山公园有五峰，东西排列，古柏参天，风景宜人，身临中峰，可俯瞰北京城秀丽景色。从种种迹象来看，明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地塑造出“景山坐像”，以象征明朝的江山永固长存。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景山坐像”并非人为所致，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而已。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这种偶然性是经常在发生着的，我们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景山坐像’或许和明成祖  朱棣  (《千古之谜》人物)崇尚道教有关”，有的学者则如是说。在他们看来，“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为坐像颈上戴冠，有胡须，手合于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态，与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家养生图示。“景山坐像”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夺取了皇位，解释是得到了真武帝神的显助，于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宫观来报答真武神，并让建筑设计者巧妙安排。据史书记载，朱棣特别推崇道教，进行道教建筑设计，但这必须尊重道家意见，得有道士参与。如唐以来，宫廷乐府为道教编撰《玄教乐章》，就是这种情况。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别具匠心地设计建造出了“景山坐像”这一建筑奇迹。还有的学者认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关，但朱棣未必知道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设计建造了“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政治的限制，具有理论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还受到统治者的仰慕。这使他们拥有在设计中的主动决策权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权。“景山坐像”不排除个中奥妙，连朱棣也未必知晓。那末，道教、道家为什么要设计为养生图示却又让人不易发觉呢？这就涉及到了道教的一精一华，一精一髓。道教的经典道藏，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始终贯彻一个意欲――“长生不老”。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修性炼真，以得道成仙。他们在长时期的修炼中领悟了这种真谛，并力图把这种奥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的限制中，在清高脱尘的心理和观念的支配下，道家们认为要得到这种境界是极为不易的，所以他们不愿将这些“天机”廉价地送给“俗人”，便绞尽脑汁地设计、建造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景山坐像”。这也就是“景山坐像”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才会引起人们的惊奇的原因。对于这种观点，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证据不足：（1）明朝营建景山宫殿，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此事是明成祖朱棣亲自命令所建，如果确系为道家设计、建造，则必定会在史书中留有相关的记载，可我们在史书中却始终找不到道家的建造活动。我们不能因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说成是道家的人为所致。（2）建造这一构思独特的“坐佛”，是极有难度的，似不可能。说是道家所建，那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说道家不想将其真谛、“天机”廉价地告诉给“俗人”，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谓的“景山坐像”是不存在的。到目前为止，有关“景山坐像”的一系列问题还在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之中，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历史之谜”将彻底大白于天下。（俞]勋）泰山无字碑是何人所立？泰山极顶玉皇殿门外，有一方高6米、宽1.2米、厚0.9米的长方形石表，白中透黄，形制古朴，石上无字，因此人们称之为泰山“无字碑”。对这方巨碑古人曾有吟咏，“东海长流石未枯，山灵爱宝隐元符。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明王在晋）。“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清王乘笑）。“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清乾隆皇帝）。从这些诗句看来，泰山无字碑是  秦始皇  (《千古之谜》人物)所立，且立碑意在焚书。泰山无字碑果真是秦始皇所立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开始第二次出巡，当他进入今山东省邹县后，“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这段记载提供的证据确凿，说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绝不是无字之碑。焚书事发生在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年前就有焚书的计划，可见，无字碑与焚书之举风马牛不相及。秦始皇的泰山碑早已不存。现存岱庙的秦碑，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胡亥诏书，丞相  李斯  (《千古之谜》人物)篆书镌刻的。该碑原立于玉女池旁，高不过四五尺，有222字。宋代刘曾摹其文，当时尚可辨认146字。明嘉靖年间将碑移至碧霞祠时，仅剩29字。这方石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也是保存李斯手迹的珍品。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诗中盛赞李斯的书法“拳如钗股直如箸，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文中，将秦始皇碑与秦二世碑混为一谈，显然属考证中的失误。泰山无字碑不是秦始皇所立，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方石碑究竟为何人所立呢？看来立于汉武帝时是有可能的。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有封禅泰山的念头。据《西汉会要。封禅》记载，“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词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立皆为废。”这段记载说明汉武帝即位之初其所以未能如愿封掸，一是巡狩、封禅的仪式未制定好，二是窦太后暗中所阻，迫使鼓吹封禅的儒生赵绾、王臧自杀，以惩一儆百。这样，封掸之事便暂时搁下了。司马相如的死，使汉武帝有了旧话重提的机会。司马相如死后留有一封遗书，力劝武帝上泰山封禅。于是，汉武帝召集五十余名儒生，讨论、起草封禅仪式。竟然数年拿不出方案来，因此，封禅之事又暂搁下。武帝自公元前141年即位，30余年后，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终于走出皇宫，踏上登泰山封禅的旅程。武帝到泰山是在公元前109年初，当时“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封禅书》）。这说明武帝确是在泰山顶竖过碑的，但史籍上只载“立石之泰山颠”，却没有“刻所立石”的记载，这又证明武帝所立的是一方无字碑，这方无字碑与现存的无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极顶，极有可能泰山无字碑就是汉武帝所立。顾炎武力主泰山无字碑是汉武帝所立。他说：“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石碣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立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指无字碑），秦碑焉得不记？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顾炎武的设问是很有力的，但仍有令人疑惑之处。《泰山志》载《阮氏封泰山论》称“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议封禅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当刻石纪号也。汉武帝、魏明帝、北齐文宣王、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明成袒封禅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当刻石纪号也。“意即不是开国皇帝，是没有资格在泰山刻石纪号的。因此，汉武帝只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是，汉武帝可以援引秦二世的方式大颂他的文治武功，不致于仅是为封禅而封禅，而放弃在泰山碑上留下文字的机会的。封禅是封建帝王祭天地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局尝不封禅”（《封禅书》），传说从上古至周成王时，有72王到泰山封禅，《封禅书》只记下无怀氏、尧、舜、周成王等十二君王。可以断言，泰山无字碑绝不是72王中的某王所立。也有人认为，泰山无字碑原是有字碑，只是饱经风雨，字被风化剥蚀殆尽，以致无迹可寻。风化说未必可信。现存无字碑石的风化并不严重，且在宋朝时才被称之为无字碑。假设是秦碑，二世碑在宋代时尚可辨认出146字，这方石碑不可能剥蚀得一字无存。若是汉碑，更不会剥蚀得那么严重。笔者虽倾向泰山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但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所以提出来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去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