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与中原人民有着经济、文化的联系。自汉武帝大规模抗击匈奴后，势力日衰。公元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逐渐归汉，北匈奴仍据漠北。公元89年东汉派窦宪、耿秉与南匈奴一起夹击北匈奴，取得大胜。公元91年耿夔的部队又大败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从此他们西遁，“逃亡不知所在”。虽然后来我国史书上还零星地记载他们西去的一些踪迹，但他们究竟走的什么路线，到了什么地方，长期不得而知。北匈奴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事隔280多年，公元374年，一支号称匈人的强大骑兵队伍突然出现在欧洲的东部。他们勇猛善战，所向无敌，很快征服东哥特国，接着挥戈西上，击败西哥特人，并迫使他们逃到罗马帝国境内。于是匈人在东西哥特人居住的里海之北建立昏国。日后匈人的骑兵又向罗马帝国进军，罗马皇帝兵败阵亡，全欧震惊。5世纪中，匈人阿提拉酋长又建立起一个东起咸海，西至大西洋岸，北至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流域的强大匈奴帝国。6世纪阿提拉的后裔阿巴L在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匈牙利国。同样，欧洲人对这突如其来的骑兵、从未见过的异族，也是茫无所知。他们来自何方，是属于哪个种族，也成为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未解之谜。区域上的距离、语言上的隔阂、彼此历史的无知，使这个谜存在了1200多年而未有人去触及。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根据《通鉴纲目》、《魏书。西域传》，并参以其他资料，著成《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部鞑靼各族通史》一书，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详细叙述匈奴人早期的历史，并首次论证了欧洲的匈人即中国历史上的匈奴。6年后，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伦敦出版。书中采用了德揆尼关于匈人来源的说法。此后，英国伯克的《鞑靼千年史》、德国夏德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和匈奴》等著作中都提出了匈人即匈奴之说的观点。19世纪末，中国学者洪钧在出使俄国时，开始接触到西方史籍，后著《元史译文证补》一书，记叙了匈奴进入欧洲的过程。后来王先谦在注《后汉书集解》时，将洪钩的材料辑录入《后汉书。西域传》注解中。于是广大的中国学者开始知道匈奴进入欧洲的历史。1919年章太炎写了《匈奴始迁欧洲考》，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注意到了北匈奴西迁的历史。中外学者在匈奴西迁史研究上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和争议。持欧洲匈人即匈奴观点的中外学者，主要从匈奴种族名称、两个民族风俗及文化上的联系以及北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等方面论述他们的观点。关于匈奴族名称，德揆尼和吉本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认为“匈奴与Huns（匈人）实为一体”。章太炎也认为“今之匈牙利即匈奴音转”。后何震亚发表《匈奴与匈牙利》一文，认为匈牙利（Hungary）的“匈”（Hun）为种族名，“牙利”（gary）为地名，匈牙利即匈人之地，其与“匈奴”实为一意，只是“奴”为当时中原对边区少数民族之鄙称。此外，匈奴在战国前称猃狁、熏育等名称都是一个原音的对音，都拼音为“匈”。而“混夷”、“荤粥”之“混”、“荤”与匈人所建之昏国之“昏”音同。中外学者还惊人地发现，匈人与匈奴在对祭祀天地鬼神、崇拜日月，对孝的观念、习俗尚左、歃血盟誓、脱帽致谢等风俗习惯和文化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对孝的观念，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一种道德概念。《后汉书。匈奴传》载：“匈奴谓孝曰若L，自呼韩邪单于降汉，与汉亲密，见汉帝谥常为孝，慕之。至其子复珠累单于以下皆称若L.南单于以下直称L也。“至欧洲的匈人首领阿提拉（Attila），其中”tti“，当译成中文为”L“；建立匈牙利国的阿巴L（Apad），为阿提拉后裔，”d“，当为”L“。在中国境内匈奴单于都冠以若L或L，是为孝意，至欧洲的匈人首领也保留有”L“的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再有，歃血为盟，这是起源于匈奴族的一种风俗。《淮南子。齐俗训》引高诱注：”胡人之盟约，置酒于人头中，领主互相发誓。“《汉书》中多次记载汉人与匈奴单于杀白马饮血盟誓的记载。而在西方，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也谓里海民族中有杀白马盟誓的风俗。此外，匈奴人还有脱帽致谢的风俗。《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脱帽致谢的风俗在匈牙利和欧洲是极普通的礼节。这些有趣的风俗和文化上的联系，也为中外学者找寻这两个民族的相通之处，提供了论据。在研究匈人与匈奴关系问题上，主要在于找到我国境内的北匈奴是如何到达欧洲的。这也是匈人是否是匈奴人的观点能否成立的关键。德揆尼和吉本虽然都认为欧洲匈人即匈奴说，但他们都未能解释北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吉本还认为要作出这样的考证“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史书上除《魏书。西域传》、《隋书。四夷传》等书籍中零星地记载北匈奴西迁的一些材料外，大多语焉不详。这就给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说匈人即匈奴“是凭借幻想，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故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潜心于北匈奴西迁路线的考证。章太炎指出匈奴西迁的情形是“一出乌孙，一趣大秦。趣大秦者，所谓匈牙利矣”。后来丁谦又著《汉以后匈奴事迹考》一文，指出北匈奴被窦宪击败后，逾金微山，西走康居，建立悦般国，后又进入欧洲。后来虽还有些学者考证北匈奴的西迁，但大多没有具体勾画出北匈奴西迁的路线。近年来齐思和教授又发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将中西文献比较研究，考证出北匈奴西迁欧洲的具体过程分四个阶段：（一）悦般时期，（二）康居时期，（三）粟特时期，（四）珂兰时期。虽然对此文观点国内仍有争议，但齐教授研究的成果，基本上勾画出了一幅匈奴西迁的路线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还不是一致的。西方有些学者仍坚持“匈人不是匈奴人”的说法。可是，中外文化上的联系却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近来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维雄等人，经十多年的研究考证，得出我国西北裕固族民歌与匈牙利民歌同出一源。他们在河西走廊采集民歌时惊奇地发现：匈牙利民歌中有不少曲调和裕固族民歌极为相似，象是一首歌曲的不同变奏。其中裕固族的《催眠歌》和匈牙利的《摇篮曲》不仅曲调一致，而且专用衬词“呗哩”的发音也一模一样。裕固族的祖先是丁零人，和匈奴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西汉时匈奴征服丁零，并派卫律任丁零王。匈奴族和裕固族在文化上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裕固族仍保留了匈奴族民歌的一些风格，北匈奴西迁后则把他们的音乐带到了遥远的匈牙利。我国音乐工作者的这一发现，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无疑也为我们了解匈奴西迁的历史及中西文化的交流，打开了新的窗口。（阮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