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为清代赵翼所撰，自成书以后，从无异议，何以提出其作者之疑？这是因为清末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两次提出此书非赵翼自作，而是赵氏购之他手，这样就形成了《札记》作者真伪之辨了。清世，考据之学盛行。三大考史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相继刊行，钱、王、赵三书均以历代正史为主而各具特点：《考异》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对原书事实谬误加以纠正；《商榷》着重在典章故实的论述；《札记》对各史均加注意，述其著述沿革，评论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对有关一代兴衰变革的重大问题，论述尤详。且史法与史实并重，此书刊行流传以后，倍受学术界推崇。嘉庆五年（1800年），《札记》再刊行世，当时著名史学家钱大昕为其作序，赞誉此书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赵翼的助手李保泰也在序中说，赵瓯北（赵翼的号）先生有经世才华，学问深博，平日均以读书、著述为事，撰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钱、李两序均言赵翼学问鸿博，一精一通经史，有《札记》传世。李保泰还在序中述及赵氏编辑是书时，他也参加，实为亲眼目睹。其后，近人梁启超读过《札记》，也推崇备至。已故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自青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是书，并在此后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使用这部书，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有校订手稿，但未闻梁、陈二学者有对《札记》作者不信之语。然而，在《札记》成书70余年后，李慈铭于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初五日日记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阅赵翼《廿二史札记》。常州老生皆言此书及《陔余丛考》，赵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赵翼一生著作繁多，长于史学，考据一精一赅。《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为其史学代表作，本为学界共认。但李慈铭日记中明确指出“非赵自作”，又在日记中论及赵翼学问是“一精一干诗文”，而这两部史学著作，“浑然一体，非赵力所及也”。事隔三年，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又说：“近代窃人之书效郭象故智者……，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出于常州一老诸生，武进、一一湖人多能言其姓字。”《札记》非赵自作李慈铭说得如此明确，这就使人不得不对作者有所怀疑。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第3册，在“甘二史礼记”条全录李慈铭同治十二年的日记，虽未加判断，但引录本身就说明他对《札记》的作者是持“存疑”态度的。中华书局1963年、1984年两刊《札记》，前言中均有钟尚、王树民先生提出关于该书作者的争议之事，尽管钟、王两人认为《札记》确为赵翼亲撰，但仍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李氏之说。问题在于李慈铭原亦十分推重赵翼，他在咸丰辛酉年（1861年）《越缦堂批注廿二史札记手稿题记》中说《札记》贯串全史，考订翔实，是书与《陔余丛考》为赵氏生平杰作。简直是称誉不已。为何在10年以后，竟一反前态，对赵翼大加贬词了呢？是李氏在日记中出尔反尔吗？应该指出李慈铭并未否定《礼记》与《丛考》两书的价值，只是当他得知赵氏之书出自他人之手时，便对赵翼史学识见产生怀疑。无论清代周中孚称李慈铭是“专以诟骂炫世”为能事也好，还是鲁迅论及李氏日记有“做作”之意，应提防欺骗也罢，李慈铭论及《札记》作者，两次提到“非赵自作”，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或许确有其事，或在同治年间实有传闻。此类事在著述界并非罕见，历史上常有请人代撰或对他人之书改头换面而作为自著的事例。因此在有确凿的资料证明李氏之语是虚构之前，在弄清常州“老诸生”为何人之前，李氏之语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的！（洪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