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又命令在京的诸侯王、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封地，以此来减轻对他们的供养给百姓造成的负担。他还命令相关的机构制定诸侯王、列侯去世以后的丧葬仪制，防止他们僭越礼法、奢侈浪费。此外，刘启还实行过禁止民间卖酒、禁止内地郡国用粮食喂养马匹的政策，这都是为了节省粮食，尽量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以农为本刘启在位期间，大力扶植农业发展、倡导节俭，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这样的物品，既不能在人挨饿时当做食物，又不能在人受冻时当做衣服。往年农业歉收，是由于从事工商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不足造成的。所以，朕下令郡国致力于农桑，以此满足人民的衣食之需。地方官吏如果胆敢动用民力去从事黄金珠玉的开采，就要严惩。上级官吏对此视而不见的，与犯罪的人同罪。”正是由于刘启实行的这些政策，天下才得以安定，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国力逐渐壮大，为汉武帝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人将刘启与他的父亲文帝刘恒相提并论，用“文景之治”来赞美二人的功绩。完善法制刘启虽然在其父亲刘恒治理国家取得不错成效的基础上即位，但是当时国家毕竟处于初创阶段，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与进一步地完善，吏治、法制建设就是其中关键、紧要的组成部分。刘启在其即位以后的第一年秋天，颁布诏令说：“现在，各级官吏因为接受了饮食这样的贿赂而被免官，这种处罚太重；而其中接受了财物贿赂、贱卖贵卖的人受到的处罚却比较轻。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策，应当加以更改。”于是下令对官吏的犯罪行为分出了不同的级别，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从前，被判处死刑的人，都要受到磔（一种分裂肢体的刑法）这种酷刑的折磨。刘启认为这过于残酷，便下令改磔刑为弃市刑（在集市上处斩犯人）。后来，刘启再次下诏说：“国家制定法令、刑法，是为了禁止、惩罚那些残暴、邪恶的人。刑狱关系到人的性命，被处死的人不能再复生。官吏之中有的人不遵行法令，贪图贿赂、交结朋党，把苛暴、凶狠当做乐趣，造成许多冤狱，朕对此深表痛心。而真正有罪的人却没有伏法，他们依然干着残暴的事情，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中。从今以后，如果有可疑的案情，即使是已经作出了判决的，如果不能让人心服，就要重新再审。”这样就使得那些冤狱大大减少了，国家的法律得到了贯彻执行。整顿吏治以前，官吏多是靠着军功起家。所以，他们出行时候的乘车、穿着的衣服都崇尚轻便，既体现不出与普通百姓的区别，起不到教化的作用，也体现不出官吏之间的等级、尊卑，扰乱了封建的礼法秩序。因此，刘启便命令制定了系统的官吏车服制度，命令地方长官对此加以监督，并且将违反规定的官吏姓名上报朝廷，以便做出惩罚。此外，刘启为了防止酷吏在执法过程中失去公允、用刑过重，命令司法部门减轻鞭笞之刑的力度与数量，并且将其制定为成文法。汉朝立法里规定，拥有十万钱家产的人才能够被选拔为官吏。因此那些当官的人大多数是出身富家、名门的子弟。这些人将很多不好的风气，带进了官场里，对于国家的治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同时，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贤能之人，因为出身问题（汉法规定商人、赘婿、犯过法而被免职的官吏等人不能做官）或者是家产达不到要求，而不能被推选为官吏。这种情况很不合理，不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长治久安。因此刘启下令，对官吏出身的限定做出了一定的放宽，并且把十万钱的家产限定降低为四万钱。这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做官的机会，有利于朝廷选拔合格、优秀的官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阶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