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唐生
贾谊哭时事，
阮籍 (《白居易》人物) (《白居易》人物)哭路歧；
唐生今亦哭，
异代同其悲。
唐生者何人？
五十寒且饥。
不悲口无食，
不悲身无衣；
所悲忠与义，
悲甚则哭之。
太尉击贼日，
尚书叱盗时；
大夫死凶寇，
谏议谪蛮夷。
每见如此事，
声发涕辄随。
往往闻其风，
俗士犹或非。
怜君头半白，
其志竟不衰。
我亦君之徒，
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
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
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
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
未得天子知，
甘受时人嗤；
药良气味苦，
琴淡音声稀。
不惧权豪怒，
亦任亲朋讥。
人竟无奈何，
呼作狂男儿。
每逢群动息，
或遇云雾披；
但自高声歌，
庶几天听卑。
歌哭虽异名，
所感则同归。
寄君三十章，
与君为哭词。
白居易诗鉴赏
唐生：即唐衢，河南荥人。善为歌诗，意多感发，是白居《新乐府》诗的最早知音者之一。唐衢是一位正直的志士，他与白居易的深厚友谊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此诗托寄唐生，抒写悲愤，自明其创作《新乐府》的本旨，是关于《新乐府》的创作动机、基本倾向和艺术特色*的重要诗论。
全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述友人唐衢关心国事、心怀忠义，为人正直，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丑恶的现象郁愤不满，经常为之痛哭不已。首二句言“ 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贾谊：汉初著名政论家。他看到当时社会潜伏的危机，上《陈政事疏》，言当时局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后为大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抑郁哭泣而死。阮籍：三国魏著名诗人。因不满司马氏的黑暗统治，所以常借酒浇愁，或独自驾车出游，每至途穷，无法前进，便恸哭而回。贾谊、阮籍都身怀绝技而生不逢时，是无法施展自己抱负的悲剧人物。
他们的出场预示着诗中的主人公唐生也是个不幸的人物，因此紧接着说“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贾、阮、唐三人虽所处时代不同，而经常痛哭的原因则是相同的。这就造成一种悬念，唐生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象贾谊、阮籍那样痛哭呢？但诗人并不急于说出唐生悲哭的原因，而仅说他“五十寒且饥”，那么他是为衣食所迫而悲伤吗？不是，悬念进一步加深。此时，诗歌才揭出“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至此，我们才明白唐生是一个为饥寒所迫但又极关心国计民生，心怀忠义的正直之士。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志士的忠义之举，接着列举他在段秀实、颜真卿、陆长源、城诸仁人志士惨遭不幸时，“ 声发涕辄随”的行为，那是不哭则已，哭必流涕，可见悲痛之深。太尉句：作者自注说，段太尉以笏击朱。按段太尉指段秀实，德宗时为司农卿。太尉朱－阴－谋叛唐，秀实唾面大骂，以笏板痛击朱，因而遇害。死后追赠太尉。尚书句：作者自注说，颜尚书叱李希烈。按颜尚书指颜真卿，为吏部尚书。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颜被派去规劝，持节不屈，结果被缢死。大夫句：作者自注说，陆大夫为乱兵所害。按陆大夫指陆长源，宣武军节度使董晋死后，为该镇留后，因与将士发生争执，被害。谏议句：作者自注说，谏议左迁道州。按谏议指城，德宗时为谏议大夫，陆贽为奸臣裴延龄所谗，率拾遗王仲舒等力辩延龄奸佞，陆贽无罪，德宗又让裴为宰相，又极力反对。因此被贬为道州刺史。对于这种动辄哭泣的行为，诗人先不急于评价，而说“俗士犹或非”，凡夫俗子不理解这种行为，因此免不了招来他们的非议。而唐生年已半百，白发已生，然其志不衰，不顾俗人的闲言碎语，依然我行我素。这就愈发显示出唐生孤标傲世，不随从流俗的傲岸精神。一个关心国事，疾恶如仇的忠贞之士形象极丰满地印在读者脑中。
诗的后半部则是诗人自述其创作《新乐府》的思想动机、基本倾向和艺术特色*。它与诗人《与元九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同样重要，是关于《新乐府》的纲领性*文件。
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诗歌必须如实地针砭时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以达到讽谕的目的。所以诗中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虽然他把改革弊政的希望寄托在天子身上并不足取，但作诗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就是要求乐府诗的语言质朴无华，直截了当，不追求音节的新奇和词藻的华丽，达到通俗化、平易化。只有这样，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而达到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改善人民生活，改良朝廷政治的目的。
创作《新乐府》和唐衢因忧愤而悲哭一样，自然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揭露出他们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丑恶行为，理所当然地会招致权豪、甚至亲友的讥笑，终致被呼为“狂男儿”。然而诗人顾不了这许多，他只希望有朝一日，藩镇之乱平定，天子不受蒙蔽的时候，皇帝能听到他的呼声，从而改革弊政，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这首诗虽分前后两部分，但形散而神不散。下半部分在叙述了关于《新乐府》的理论后，结尾又归到好友身上，前后照应。正所谓“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