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写读后感，文章自要烂熟于心。可说来惭愧，一部《官场现形记》不过六十回，也只略略通读过两遍。初见《现形记》还要追溯到中学时代，那时的语文课本节选了小说的几个章节，粗看之下似乎无甚特别之处。而老师也未深入，只同其他课文一般，划出些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文字。次读《官场现形记》则是翻看《中国小说史略》时所起的念头。鲁迅先生虽将它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相提并论，而后人则将这四部小说并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但先生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似乎并不很高。我也仅是草草阅览，读罢虽想谈出个一二，无奈思绪零散，只好辍笔了事。再见《官场现形记》却是因于此篇“应景之作”。乘着闲暇慌慌忙忙地看完胡适先生所写序言，心中竟生出些许疑问。为何两位大师对同一部作品会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要弄清这疑问，还得去作者的生平中寻找答案。

李伯元于世宦之家，祖父、父亲、伯父皆科第出身。伯元生在山东，三岁时，父亲去世，由在山东为官的堂伯李念之抚养。伯元自幼聪慧好学，年少时考取秀才，但始终未能中举，仕途失意。光绪十八年，李念之从山东辞官回到常州，伯元一家，同返故乡，但祖宅已为战乱所毁，只得租房居住。两年后，伯父去世。光绪二十三年，年方三十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开办《繁华报》，自光绪二十九年起连载小说《官场现形记》至光绪三十一年病逝结尾（后由好友代为完成），历时两年，共六十回。

上海十年间，李伯元作书十余部，可谓高产。正因于此，作品便不能精雕细刻，在文学性*上不免有所欠缺。鲁迅先生正是从审美角度去审视作品，认为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不外乎迎合、钻营、及闺中之隐情等等，多有雷同。写作手法上也是头绪繁多。故事中“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有杂集、话柄之嫌。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而胡适先生却从作者生活入手。李伯元虽享盛名，但毕竟生活贫困，不免卖文为生，而写作也不得不考虑到“浅人社会”的要求，“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 已成必然。但这并不影响小说的史料价值。鲁迅先生以一种精英的视角去评判小说，而胡适先生却认为通俗文学面向的是中下层市民社会。两位大师着眼点的不同，自然影响到对作品的看法。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如果李伯元当时写出《儒林外史》这样的作品，民众趋之若鹜，一时纸贵的情形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正是这一点，使我再读《官场现形记》时，看出了新意。

《现形记》所书故事庞杂，人物众多，但环环相扣，逻辑缜密。上自军机大臣，中起州府长吏、省级藩台，下至佐杂胥吏，无一不贪。“为官千里为财”，连慈禧也曾言：“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可见所言非虚。书中人名亦颇为有趣。如冒得官、区奉人（谐音趋奉人）、贾筱芝（谐音假孝子）、时筱仁（谐音实小人）、刁迈彭（谐音刁卖朋）、施步彤（谐音实不通）等令人倍增兴味，忍俊不禁。书中一群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田小辫子、唐二乱子等，则是捐例大开的必然产物，可谓晚清官场的一宗活宝。钱虏市侩，袍笏登场，官场文化品位荡然无存。《现形记》尤喜撕破人生假面，如“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勖孝子”一回，浙江巡抚博理堂，崇尚理学，讲究“慎独”，却冒出个青楼知己私生儿子，幸亏下人聪明，才未捅出别的篓子。更有冒得官保官献女，杨总管因赌窃财，藩司卖官兄弟失和等，嬉笑怒骂之余，尽显官场百丑、曲妍尽态。清末官场之黑厚，呼之欲出。掩卷似有“读罢官场现形记，方知眼前尚清明”之感，实可谓谴责小说之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