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其坐无虑，其寝无梦，物来而名，事来而应。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    黄帝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其能善大矣。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凡人各贤其所说，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尝见狸也。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鼓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 材，无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也诚。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诸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闻也。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一精一之至也。可以形势接，而不可以昭H。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中行缪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见始，其知终矣。媒妁誉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饭之，莫之爱也。虽亲父慈母，不加于此，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钅害]，不可以驱驰；匠人斫户，无一尺之楗，不可以闭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心之一精一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一精一者，可以消泽，而不可以昭H。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故人之甘甘，非正为 跖也，而跖焉往。君子之惨怛，非正为伪形也，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与！”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诗》曰：“执辔如组。”《易》曰：“含章可贞。”运于近，成文于远。夫察所夜行，  周公  (《淮南子》人物)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释近斯远，塞矣。闻善易，以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怀远易矣。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击舟水中，鱼沈而鸟扬，同闻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餐表其闾。赵宣孟以束脯免其躯，礼不隆，而德有余，仁心之感恩接而よ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则为恩厚，其在责人则生争斗。故曰：兵莫于意志，    莫邪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为下；寇莫大于，⒐奈小。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故人之忧喜，非为，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抚，若跌而据。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终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今夫夜有求，与瞽师并，东方开，斯照矣。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霾也。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苟向善，虽过无怨；苟不向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何怨乎人？故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者。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树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闾张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无勇者，非先慑也，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见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祸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夺也。人之欲荣也，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独称；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以贵为圣乎？则圣者众矣；以贱为仁乎？则贱者多矣。何圣人之寡也。独专之意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必此积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不为无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难。情先动，动无不得；无不得，则无 q，发q而后快。故唐、虞之举错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譬若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丝管金石，小大修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艾陵之战也，  夫差  (《淮南子》人物)曰：“夷声，句吴其庶乎！”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谓其子曰：“良工渐乎矩凿之中。”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骆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 钣诓患褐者，不自知也。矜怛生于不足，华诬生于矜。诚中之人，乐而不睿如^好声，熊之好经。夫有谁为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号而哭，叽而哀，而知声动矣；容貌颜色，理诎[亻曳]倨佝，徇知情伪矣。故圣人栗栗乎其内，而至乎至极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每]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凡高者贵其左，故下之于上曰左之，臣辞也；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让也。故上左迁，则失其所尊也；臣右还，则失其所贵矣。小快害道，斯须害仪。子产腾辞，狱繁而无邪，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官无失法。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舜、禹不再受命，尧、舜传大焉，先形乎小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大而章，远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子曰：“钧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凿地漂池，非止以劳苦民也。各从其跖而乱生焉。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桀、纣日怏怏以致于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生乎小人，蛮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金锡不消释则不流刑，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君反本，而民系固也。至德小节备，大节举。  齐桓  (《淮南子》人物)举而不密，  晋文  (《淮南子》人物)密而不举。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乎本朝。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  秦穆  (《淮南子》人物)受而听之。照惑者，以东为西，惑也；见日而寤矣。卫武侯谓其臣曰：“小子无谓我老而羸我，有过必谒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凡万物有所施之，无小不可；为无所用之，碧瑜粪土也。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为表者，未之闻也。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之下，犹不自悔，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福之萌也绵绵，祸之生也分分。祸福之始萌微，故民之。唯圣人见其始而知其终。故传曰：“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 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  楚庄  (《淮南子》人物)谓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无一焉，吾无以与女。”可谓不逾于理乎！其谢之也，犹未之莫与。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惭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乐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独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而三王独道。君不求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弥远，而后世称其大。不越邻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礼可为也，而莫能夺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怀也。义载乎宜之谓君子，宜遗乎义之谓小人。通智得而不劳，其次劳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劳。古人味而弗贪也，今人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者也。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人能尊道行义，喜怒取予，欲如草之从风。召公桑蚕耕种之时，驰狱出拘，使百姓皆得反业修职。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 ，上车授绥之谓也。  老子  (《淮南子》人物)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铎以声自毁，膏浊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犬穴]之捷来措。故子路以勇死，苌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险者不得履绳，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贯冥冥入于昭昭，可与言至矣。 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目知晏，谐知雨，为是谓人智不如鸟兽，则不然。故通于一伎，察于一辞，可与曲说，未可与广应也。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及也。简公以懦杀，子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于律者，其清浊一也；绳之外与绳之内，皆失直者也。纣为象箸而箕子叽，鲁以偶人葬而  孔子  (《淮南子》人物)叹，见所始则知所终。故水出于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水浊者鱼{，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故  商鞅  (《淮南子》人物)立法而支解，  吴起  (《淮南子》人物)刻削而车裂。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纟旦]，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素修正者，弗离道也。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沈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天有四时，人有四用。何谓四用？视而形之，莫明于目；听而一精一之，莫聪于耳；重而闭之，莫固于口；含而藏之，莫深于心。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之一精一，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驳者霸，无一焉者亡。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德弥粗，所至弥远；德弥一精一，所至弥近。君子诚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诚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与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数；欲行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撄，万物将自清。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无形者也。骄溢之君无忠臣，口慧之人无必信。交拱之木，无把之枝；寻常之沟，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末短，本伤则枝枯。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蒙尘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圣人不求誉，不辟诽，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今释正而追曲，倍是而从众，是与俗俪走，而内无绳，故圣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大戟去水，亭历愈张，用之不节，乃反为病。物多类之而非，唯圣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伎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译文】道高到没有顶点，深到没有底部；它比水准平，比墨绳直，比规圆，比矩方；它包容宇宙天地无内外之分，混沌覆载万物没有阻碍。所以领悟“道”体的人能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时无思虑、睡时不做梦，物体来到能叫得出名称，事物发生能应对自如。君主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健全正常，全身的脉络就畅通安康，心脏功能紊乱，全身的血脉也随之紊乱。所以，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正常，肢体也就相安无事；同样，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君臣之间就各守其位，各司其职。黄帝说得好：“至德者纯厚广大，能承顺上天的道德，一精一气能与上天的元气相通。”所以，至德者其谋略与臣民意见相吻合，办事的旨意与臣民意思相一致，这样君主与臣民同心同德，没有意见上的分歧和偏邪见解，也就能堵塞歪门邪道，开启行善之道，使人民都能朝正道上走。所以《易经》上说：“君主在郊外聚集民众准备出征，由于上下一心，就一定能跋涉山川渡过难关而取得胜利。”道是万物的先导；德是对人本性的扶助；仁是积聚恩德的见证；义是合和人心、合乎众人的心愿。所以道被泯灭就以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因此，远古圣人之治是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之治是谨守“德”而不怀仁爱之美。近代君王治国是小心谨慎抱持仁义而恐怕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了仁义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仁义就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没有了嗜欲就无法生存下去，丧失了嗜欲就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则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什么，就知道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了。《周易·屯卦》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向导的帮助，就是追进深山老林也得不到。君子知道追逐不到手不如舍弃，因为继续追逐深入，危险就在前头。”如果施予别人丰厚，那么得到的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施予别人的相当浅薄而得到厚报、积怨深厚却无灾患，从古到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所以圣人知道自己怎样和人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怎样回报自己。圣人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设置酒樽，以酒款待行人，行人喝酒多少，按自己的酒量来决定，喝多喝少以每人的适量为标准。所以能够赢得一个人的心，也就能因此影响百人来拥戴。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那么他的下属谁不爱戴他？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的上司又有哪个不喜欢？《诗经》说：“（  周武  (《淮南子》人物)王）能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崇高的功德是伟大的，关爱人的善举是微不足道的；但正因为能从积累每一件小的善行开始，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就忘掉了批评他人可能会招致责罚，所以他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便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所以他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足不足者会忘记给济别人会穷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内心世界维系着真情，就会在外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凡是言行饱含真情、流露真意，即使有过过失，别人也不会怨恨；言不由衷、行为虚假，就是装出一付忠诚的样子，也会招人讨厌、憎恶。后稷为天下人谋利，但却从来不自我夸耀；夏禹治水没有白费民力也没有白用钱财，但他从不自满。他们就是这样在完满中看到缺陷，在充实中看到不足，所以能使自己尽善尽美起来。一般而言，人们都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愉快的人和物。世上没有人不举荐自以为贤能的人，但所举荐出的人，有的能把事办理好，有的却把事办砸了；这些并不是举荐人时自己欺骗自己，而是所举荐的人只求合适自己的口味。可是当你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按你自己的水平去寻求人才时，所得的人才就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才。这就好比，让尧去鉴识度量舜，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让桀去衡量识别尧，就好像用升去量石一样，是没法量清的。现在一般人都在说“狐狸”，实际上他们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何物；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狐”，就一定是没有见过“狸”。“狐”与“狸”不是异类，但因习性相近而属同一大类。可是日常中的人混称“狐狸”，可见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称为“贤人”，就足见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贤”；反过来将贤才说成是“不贤”，那也能知道他一定不明白什么叫“不贤”。圣人处于上位，那么百姓乐意接受他的管理；圣人即使不在位上，百姓也会仰慕他的思想和志向。而小人占于统治地位，那么百姓就像睡在机器的发动机上、或像穿着棉袄暴晒，没有片刻的安定。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安，面临血泪淋淋的险境。”是说小人处在他不该处的位置，导致人民百姓日子难过，同时小人也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统治地位。物没有什么是无用的，天雄和乌头尽管是草药中的剧毒药，但良医却能用这种剧毒药来救治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人，是人中间最困窘愁郁的人，但君主却用他们作乐官和乐师。所以君主圣人对待人物如同巧匠裁取砍削木材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被弃舍不用的。勇士一声呼喊，三军为之退避，这是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的真诚。所以，有领唱的人、却没有人应和，上有此意图、却没有人领会执行，这些都必定是因为双方的内心思想感情没有得到交流融洽。所以，舜不离开坐席而能匡正天下，这是因为他自身要求严格。所以，在上的君主大臣喜爱玩弄权术，那么下面的人也必定跟着玩弄智巧、变得狡诈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身子弯曲而影子却直的这样事情。用言辞所不能表达的，却可靠表情动作来表达；用表情动作所不能表达的，却能用至诚的一精一神来感化别人。内心世界产生了真情，意识随之明智起来，然后必定在外表流露出来，这就是至诚的一精一神所至；人正是用这种至诚的一精一神来影响、感化别人，而不是用一种苍白空洞的说教来告诫别人。戎、翟出产的良马，都是善于奔驰的，不论远近，但只有像造父这样的御手才能让马儿充分发挥出它们全部的力气；三苗族的人民，都是能被教化得忠诚老实，不论贤愚，但只有像尧舜这样的圣主才能使他们具有这样的品德——这说明像造父和尧舜他们必定有着无法言传的奥妙法术。中行缪伯尽管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这是因为他只具备力气而不具备驯养老虎的才能。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办理一件上千人关爱的事，就能得到上千人的拥戴之心；这就好比砍伐大树、拖累到树的根部，这样树的千枝万叶也不得不跟着拖累。慈父关爱儿子，并非是想得到子女的报答，而是因为无法抛开内心的那颗爱心。同样，圣人养育百姓，并非是想奴役百姓，而是在尽爱民的天职；这就如同火的本性是热，冰的本性是寒的一样，用不着特地加以修炼。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百姓出力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尽孝尽忠，这就像江中之舟失火一样，全体船员和乘客都会一起尽力灭火。所以君子在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事物的结果了。媒人撮合婚事，婚姻的男女双方都不会感激媒人，因为知道媒人称誉双方撮合婚事只是为了钱财；雇佣农工的东家劝佣工吃饱，不会使佣工感激东家，因为知道东家劝他们吃饱只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多卖力气多做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父母亲，如在关爱子女过程中充斥了某种私心而不具备真诚的爱心，那么，作为子女也不必一定要牢记养育之恩。所以，赠送厚礼给客人，不能怀有企盼客人某天回赠的想法；同样，对死者加以厚葬，不应只求死者在天之灵能保佑现在活着的人。如果真的出自一颗至诚的心，那么所感化的作用就会相当深远的。披戴锦绣进入庙堂，这是推重文饰；而摆放圭璋玉器，则是表示内在质朴纯情。不以文饰的东西掩胜过质朴的纯情，这才称得上君子。所以一年的时间来制作一部车子，但又惟独缺少一根三寸长的车辖，那么车就无  法正  (《淮南子》人物)常运行；木匠做门，但到时又惟独缺少一根五寸长的门闩，那么门就无法关闭紧合。所以君子做事就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最终结局。一精一诚真心可以用来神妙地感化他人，但不可用来说教他人；明亮一精一粹的眼睛可以在无形中察知事物，但无法用它来教导告诫他人。心和眼的这种功能既无形迹、也无法把握，不能使人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所以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桀不下台阶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感情的影响作用所致，并且远远要超过人的呼喊作用。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在古今都是闻所未闻的事。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说话诚实，是由于你在对百姓作说教前一向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并且被教化好，是由于你的发号施令也同样出于真诚。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真情实意。反过来，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响应，这是由于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经》会说这样的话：“身处高位的君主为自己的骄傲横蛮带来的恶果而后悔。”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利害关系，但慈母的爱心却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间的真情相通所致。由此看来，言教的作用真是小之又小，而不言之教的功效却是大之又大！能够亲身践履君子说的话，这叫“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这叫“忠”。“忠”和“信”在内心形成之后，就会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手执盾牌、大斧在宫廷台阶前跳起古舞，表示为德治而武力征讨，使作乱的三苗很快就臣服。老鹰在江河上空盘旋飞翔，使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也高飞远走，这些都在于它们能感知到老鹰有伤害之心，所以远远地躲避起来。儿子能为父亲去死、大臣能为君主舍命，这些事情每个朝代都有，这当然不是为了以死来邀取名利，而实在是他们内心有感恩之情。所以不怕也不想躲避这种死难。所以，人们情愿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并非是为了实现某种意愿和目的，可这种意愿常常会实现；同样，君子的忧伤悲痛，也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因而能够使人理解通晓。这些都在于他们的这种情感不是迫于外力，而是真的产生于内心世界。“义”的重要性要超过君王的重要性，同样，“仁”的位置应置父亲之上。所以，君王对臣下，可以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但不能让重“义”的臣下迎合君主而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可以呼来唤去使用他们，但不能让讲仁行孝道的儿子不为父母亲忧虑挂念。所以，我们将“义”和“仁”置于君与父之上，由此也导致社会是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位，他的教化应验如神灵。远古的明主说：“我只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治理天下。”以后的德治社会中的五帝说：“没有百姓的拥护，天下哪能治理得如此太平。”所以《诗经》如此说：“手执驾御缰绳，如同丝线织帛。”《易经》上说：“怀有高尚情操，行为就能走上正道。”所以说能够注意自身的修养，就能获得深远的美好结果。也因为这样，周公能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做到身正影正毫不愧色。这就是君子的“慎独”。反过来说，不注意自身的修养，却想企盼远大目标的实现，这是行不通的。知道行善的道理是容易的，但亲身行善就难了。孔夫子看到庄稼由种子变成禾苗、又长出穗谷的生长过程后，感慨地说：“狐狸头朝着山丘而死，那么人类也不应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感到自身也应从善去恶。自身如果正直，那么安抚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就这样说：“君主如果不能亲自行正道，那么百姓就不可能信赖他。”小人办事叫做只求得到好处就行，君子办事则只求符合道义。他们在追求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追求的目标则是不一样的。由船上摇桨击水的响声导致鱼沉入水底、鸟飞往高处，在这里听到的响声是一样的，而躲避的地方则是不同的，但鱼鸟都为了避害则是一致的。春秋时曹国的僖负羁因送一壶饭给晋公子重耳而被重耳立表旌表彰僖负羁的功德；赵盾因送一束干肉救济过灵辄而后却又受到灵辄的保护。僖负羁和赵盾所赠送给他人的物品并不丰厚，但得到的回报却相当厚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出于仁爱之心，并以恩德待人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铭心、永不忘记。同样是吆五喝六的大声呼喊，在家中如是长辈对晚辈如此，则被认为是对晚辈的爱护；如果用这种呼喊对待陌生外头人，则有可能会引起争吵并为之争斗殴打。所以说：“兵器锋利所造成的威力比不上以情感化的威力；如此一比，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钝愚不堪了。同样，武力攻打的功效也比不上神奇兵法的功效；如此一比，击鼓进军就真的是小事一桩、不在话下。”圣人为善行善，并不是为了什么名，但恰恰会使名望随之而来，求名也并不是为了利，但利禄又会自然归于他。所以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忧喜，产生和表现出来后并不希望能感染别人，但感染的作用却会自然而然产生。所以至德的人从来不修饰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表现又像用手下意识地揉搓眯眼一样、又像快要跌倒自然地用手支撑一样。但就是这样，圣人的无为而治，开头看不出有什么能耐、漠然寂静，但到后来就知道了他的伟大。就像太运行，骏马都无法和它赛跑。人们在暗夜里寻找东西就像盲人一样，但等到东方旭日升起，就将一切照得光明通亮。任何人的举动都会带来利益，但它的反面——损害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易经》这样说：“事物的衰败剥落不是无尽头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序卦》将代表复生的《复卦》来承接《剥卦》。”薄的积多了可以变厚，低的积多了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勤勉地行善以成光辉的美德，小人每天因贪心不足而怏怏不乐，以致品德败坏而受辱。这里面变化的道理，就是像离朱那样的人也看不清楚。  周文  (《淮南子》人物)王听到善事可行，唯恐自己赶不上，而对自己的不善之处，如果留宿一晚都会感到不安详，这并不是只为偶然不足而不满意，而是深深忧虑如长此下去将变得不可收拾。所以《诗经》说：“周国虽然是古老之邦，但它的国运却正在新兴。”怀着真情，拥抱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无法埋没，声威传播于天地之间，可与太、月亮的光辉相比配，这是美好而又快乐的事啊。如果能向善从善，虽然做错事。别人不会埋怨；如果不能向善从善，即使忠诚也会招致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埋怨自责自己，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容貌模样是自己显示出来的，名声好坏是自己确定下来的，文辞言语也是自己日长势久确定的，没有什么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刀剑攻击刺伤他人，惹下如此大的祸怎么可以怨别人不避让你的刀剑？所以管子尽管平时有不少不拘小节的丑行，但他胸怀立功名扬天下的壮志，终于能锦衣玉食，政绩被记载在齐国的宗庙里；子产尽管平时仁慈宽厚，但此美德不过被人贬为妇人之心、如人之母，最终自己也享受不到尊严富贵。很多时候，看上去空荡荡，实际上却很充实，咋一口品尝清淡无味，细细品尝却回味无穷，那些身着粗布短衣却怀揣宝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心有二心、情不专一的人连一个朋友都难以得到，而那些诚心专一、感情专一的人却能得到上百人的喜欢。男子汉种出的兰草，看似艳丽却无芳香；由后娘养的小孩，看似壮实却无神采，这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内在天生的情分沟通和培育滋润。生命只是人世间的一种寄寓物，死亡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为了申张仁义而毫不犹豫地站着捐躯牺牲，王子闾为扶助正义而毫无惧色地蒙受刀砍剑刺，他们都不为偷生而妨害到死得其所。所以处于治世则用义来维护自己的洁身自好，处于乱世则用自身来维护正义，乃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条原则要坚持到死的那天为止。所以君子在这生死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先天就胆怯恐惧的，只是到灾难来临时才丧失了应有的操守；贪婪的人，也并不是生来就欲壑难填，只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贪利的危害。虞国国君在看到了晋国送上的垂棘璧石时就忘掉了虢国亡国的灾难将很快会殃及自身这一点。所以只有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才不会改变，也无法遏止他的信念。一般人都想得到荣耀好处，也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圣人做善事行义事，这忧思出自圣人的内心，所以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自古以来做帝王的够多的了，但只有汤王、夏禹、文王受人称颂；社会上贫贱的人够多的了，但只有伯夷被抬举得很高。如果现在我们将凡地位尊贵者都等同于圣人的话，那么天下的圣人就该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现在我们将地位贫贱者都等同于仁者的话，那么天下的仁者就该多得不得了了。但实际上圣人、仁者少之又少，这是为何原因呢？这是因为要想成为圣人、仁者，你就得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行善从善，如滔滔奔流的江河，每天都得有发展、长进和进步，乃至关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将降临自身，开始时收获不大，最终的成果则很大很多，这种为圣人做仁者的过程也是长期坚持不懈行善从善的积累过程，一般人又谁能做到这点？不欺骗自己，也就不会欺骗别人和被别人欺骗，就像过独木桥，他不会因为没有旁人就不显得谨慎小心的样子。不过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难。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内心世界形成并活动起来，活动着的情感均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言行举止）流露出来，流露或宣泄出来以后就不会凝结壅塞在内，心情也就畅快愉悦。所以，尧舜的言行举措，不只是伴以尧舜他们的真情实感，而且还使尧舜他们自己因情感散发心情畅快、民众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达到天下大治。反过来说，怀有罪恶情欲的桀纣并不只是偶然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只要有这种罪恶情欲就会必然地表现出来；但表现出来后，桀纣他们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种种事情都被搞乱了。所以说君主帝王的善恶情感的流露、宣泄，决定着天下的治和乱。正因为这样，圣人君主的行为（实际上是情感的流露），就不能顽强地以自己的情感意愿去做。它应当是无所迎合，也无所分离。它应当是好比“鼓”，没有什么和它相调和，但也没有什么和它相不合，在鼓点的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钟石磬，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种声音互相协调应和，奏出美妙的乐曲。同样，君主身处上位，群臣自处下位，尽管官职各不相同、事务各有区别，但配合协调得就像一支乐章。这就像织布是向前进展的，翻耕是往后倒退的，劳动的方式不一样，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申喜由听到乞丐的歌而能动了悲情，出门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亲。先秦艾陵之战，吴王夫差说：“我们吴军的士气高昂、呼喊声激昂喜悦，吴国准能打胜仗。”同样是声音，但从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声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所以心情悲哀，这歌声就不欢乐；内心快乐，那么即使哭泣也不哀痛。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后拿琴弹奏时，孔子会说这样的话：“琴还是这把琴，但弹出的琴声音调却不一样了。”所谓礼仪形式是用来和人交往的，但这外在的礼仪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系于中。它们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只讲礼仪形式忽视内在的情感，就会表现得失情虚伪；如果只讲内在情感忽略礼仪形式，就会显得文雅不足。如果能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即以必要的礼仪形式来表达内在的真情实感，这凤凰和麒麟都会降临庭院；这是说怀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远方的人。输子对他的儿子说：“高明的匠工应熟习运用矩凿这些技艺”。能掌握这些矩凿技艺，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圆满。圣王就是凭着它来管理民众，造父就是靠着它来调理车马，医骆就是根据它来诊治疾病的，他们均是从匠工运用矩凿的技艺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术的。君王的意图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领会并执行，这是因为发自内心世界的真诚之情感化了大家。还没说什么，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没有发什么号召，就使人主动前往，这是因为事先就有了感应和默契。有些人总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实际上有这种认识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之所以骄傲，实际上在于自身只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夸虚华又在于自傲骄横。内心真诚的人，他的快乐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如同^鸟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树上悬吊一样，它们又哪有故作姿态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则思春，秋士感则悲秋，从中也能知道季节物候的变化；有时嚎啕大哭，有时悲叹而哀，从中也能知道其人的声音和心态间的关系；而某人容颜及身体动作，从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识和情感。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毫不松懈，从而使自己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功成名就，取决于天命；循顺事理，则靠人力。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专门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也不是上天特意为纣王而生出的；这是在于有那种世道，便有那种人产生。君子的天职是实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们的恩泽；小人的职责则是生产财富、提供物质利益，能让君子享用。过去君王东户季子的时代，路不拾遗，农具、粮食留在田头过夜也不会遗失，这是在于东户季子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职责。所以说一国国君秉有美德，亿万国民也就有了依靠。凡君位高贵都以“左”方为尊，所以臣下对君主来说是“辅佐”，这是臣的谦辞；在下位的都以“右”方为贵，所以君主对臣下就说是“佑助”，这是君的谦让。所以，如果君主迁离“左”位，就会失去他的尊严；臣下离别“右”位，就会失去他的贵重。贪图一时的痛快会伤害道义，只图眼前利益会损害原则。子产颁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责难，但是实行新法尽管案件刑狱增多，却遏止着了邪气。如果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丧失了真情慈仁，就会受到舆论的抵制而无法实施。在成功的治国之道下，应该是，工匠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农夫不惜劳力、努力耕种，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乱纪。这些就好比撒置网，抓着了网绳就能张开所有的网眼。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于尧传位给舜，舜再传位给禹；尧为舜创立了基业，舜又继承宏扬了这基业，而这些基业都是从小的方面慢慢积累起来的。这就像他们在家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范于兄弟，再影响传播遍整个国家，这样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风气，好习俗。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对人来说则是从小处就可知道他的以后。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处也无法控制，低处也登不上去，可是却无所不能容载，无事不能胜任，越久越显伟大，越远越显崇高。要掌握这种治世之道，不能求助于别人，而只能从自身做起。离开自己而求之于人，那就离它太远了。君子快乐有余而名誉不足，而小人则是快乐不足而名誉有余。看看他们之间的有余和不足，就能知道他们间的差距。内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这种情况还没听说过。君子考虑的是义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贪求的是利而不顾义。孔子说：“子予说同样是哭，有什么不一样。我对他说：‘子予，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奈何得了我呢！尽管他们的哭是一样的，但哀哭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哀和乐触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呀。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将池子填上，这些人并不一定存心想折腾百姓、劳役民众，只是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而搞出的乱子。这就说明每人都具有的意愿和情感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尧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终于达到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足郁闷不乐而导致死亡，还不知后世人在讥笑自己。大凡人之常情是这样的：解脱了痛苦的事便快乐，丧失了快乐的事和物就感到哀伤，所以知道生的欢乐，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对于坚守道义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诱骗他的，对于勇敢的人就别想以恐惧来威胁他，就像对饥渴者不能用空罐子来蒙骗他一样。人的贪望多了，道义就会亏损；忧虑多了就会损害智慧，畏惧多了就会伤害勇气。傲慢蛮横产生在小人身上，不开化的蛮夷都是这样做的；善良仁慈产生在君子身上，这些美德可与日月争光辉，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改变它。所以达到大治的国家的国君喜欢的是使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美德，亡国的国君喜爱的是致使国家灭亡的东西。铁矿物不能溶化成液态，就不能浇入模子，君主的忧思不诚恳就无法规范民众。忧思的不是广大百姓的事，也就无法和民众取得联系。君主如能返归到治国的根本，那么与民众的联系就牢固了。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节，也不忽略任何小节。齐桓公注重大节而不注意小节，晋文公与此相反，是不注意大节而注重小节。所以晋文公宫内的事处理得很好，但和各国的国际关系处理得不好；齐桓公对内宫的事处理失误，但对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水朝低处流而越积越浩淼，君王如能谦恭下问便能聪明。君王不争抢下属大臣职责分内的事，这治国的道路就通畅了。管夷吾和百里奚策划国家大事成功，是在于齐桓公和秦穆公能听取采纳他们的主张。告诉迷路者时将东当成西，因为自己还没弄清楚，到太出来才醒悟过来。卫武侯对他的下属大臣们说：“年青人不要看我年迈而以为我不中用，就让我这样衰败下去。你们还是要发现我的过错，并给我指明。”这说明卫武侯虽然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年迈了，但他却不认为自己老迈力衰，还能做到年老而不放松对自己的德行修养；而能做到年老不松懈修养自己的德行，也就离通晓生存和死亡道理不远了。人不能从无中创造出些什么，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没有能力决定最终事情的成功。人只能顺应天理做事，并由天来决定成功。人一辈子为善行善，但没有天时条件就行不通；人一辈子为恶行恶，但没有天时条件就不会灭亡。所以行善行恶，取决于人本身；但是福是祸，则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因此君子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罢了。人本性秉赋于天；而命运，就要与你所逢的世道时运一致起来。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这就是天命。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干又有何罪过？他们都由各自秉赋的特性而实行自己的志向，但一个得利、一个遇害。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达到自己的理想则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为善行善，但却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样，不忍心做恶事坏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健壮而枝叶却繁茂，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道之世，是将人给予国家；无道之世，是将国家“送”给他人。尧统治天下时忧虑没有解除过，后来将政权平安移交授给舜后，忧虑才解脱。忧虑缠身时尧毫不松懈地坚守君位，最后又乐于将君位传授给贤人，始终不将天下的利益占为私有。凡物都是有用的，没有什么东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处，那么碧玉也会成粪土。人之常情，总是对祸害力求挑小的，而对利益好处总力图捞大的。所以同样味道的熟肉，人总是喜欢吃大块的肉，那一定是个觉得大块肉好吃的人。同拜一个老师而又能超群的学生，那一定是一个以学习为快乐的人。不乐意去做一件事，却能做得好，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君子处世，碰到好时运好机遇便进取，凭着道义得到重用，这是没有什么可值得庆幸的。世道不好时运不好就避开，避开也是符合道义，又有什么不幸可言！所以伯夷饿死首山，也并不后悔，因为他抛弃了他所鄙贱的东西，而保持了他所认为可珍贵的东西。幸福萌生时是相当细微，如游丝；灾祸初发之时也是相当微弱，如尘埃。因为祸福萌发之时总是细微不明显，所以百姓忽略不当一回事，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见微知著，预见事物的未来，所以古书中说到：“鲁国送楚王的酒不如赵国献的酒醇厚，可赵国邯郸反而被楚军包围；华元宰羊慰劳部队，因忘了多舀点给御手，结果被御手出卖，遭郑军擒捉而危及宋国。”英明的君主实行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无功劳的人，便不给予赏赐；违背自己的心意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便不加惩罚。所以    楚庄王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对共雍说：“有德的人接受我赐封的爵禄，有功的人接受我赏赐的田宅。 而这二条没有一条符合，所以我无法赏你。”楚庄王的这些话可以称得上不违背常理呀！楚庄王拒绝了共雍的邀赏，没有赏赐给他任何东西，但给了他一种要争取获赏的勉励，也算是一种赏赐。周代达到道治标准，殷商政治是好的，好的政治又未必能达到道治的标准。具有至德水平的圣王是不会满足于行的通的政治，也不会只限于只要是“好的”能问心无愧就够了，他是蕴怀着德而遵循着道，能使君民融洽愉快而臣民却不知这快乐是君王给的。占据天下，拥有君位的君王是够多的了，但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出名；泰山上留有的古代七十二个帝王祭坛，但只有三王为人称颂。君王不对臣下提出苛烦的要求，臣下也不凡事依托君王。从自己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后世的人也会称颂他的伟大，这样不出家门就能成就事业、彰显光明，当然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境地。所以殷高宗之子孝己在被流放中仍坚持礼节，一般的人也能做到这点，但无法能超过他的美名，这是因为一般的人无法拥有像孝己这样的胸怀和境界。行为适宜而充满义节的是君子，贪图私利而忘乎义节的是小人。具有智慧的人有所获得而不辛苦，次一等的人是辛劳但不劳累不堪，再次一等的人是终身劳累痛苦而又不愿辛劳。古人品尝滋味而不贪食，今人贪食而不懂品尝，制作歌乐来修饰一般的声音，但是修饰出来的音乐还是难以达到教化的作用，就是配上金石丝竹协助演奏，还不足以达到教化的最高境界。使人们尊崇道、实行义，那么改变他们的喜怒、取予情，就像草随风倒一样容易。周朝召公在养蚕、耕种的季节里放宽刑狱、将在押犯释放出来，使百姓都能返回家园从事农业生产；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以此作为条件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所以圣人办事处事，均能做到进退不失时机，这就如同夏天换穿葛衣、上车拉着绳索一样自然而然。老子拜商容为师，商容张开嘴吐出舌，使老子从中领悟到“守柔”的道理；列子向壶子学习，从形影相生，形亡影不伤的现象悟出“持守为后”的道理。所以圣人不处事物之先，然而却能控制万物，这有点像堆积柴薪，后放的却压在先放的上面。人应该以基本的道义去爱人，用善良正直的语言去团结人，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强盛自己。所以，如果德泽恩爱施布广泛，这威力就遍及深远；如果缺乏仁义，想用武力镇服人的作用就很小了。吴国产的铃铎因为发音响亮而终被自己的铎舌撞破，蜡烛油灯因为能照明而终将自己熔尽销毁。虎豹因有美丽的皮毛而招来射杀，猿猴因为敏捷而招刺杀。所以子路因为骁勇而死于卫国的战争，苌弘因为智谋聪慧而被杀害。这些人都是能依靠智力去认识事物，但却不能做到虽有大智而自知之明。所以走在险道上的人是不能走直路的，穿过深山老林的人总要走不少弯路，夜间行走时眼睛看不清，只得伸出双手摸索着行进。事物各有它适宜的范围，聪明有时也未必有用处。人如果是通过黑暗迷惑而达到光明悟醒的，是可以和他谈论至道的。鸟鹊筑巢知道风向而选择合适的位置，水獭建穴是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决定的，雄鸩叫鸣将预报天要放晴，雌鸩鸣唱将预报天要下雨。从中就可知人的智慧不如鸟兽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鸟兽出于身体本能的“聪明”总是有限的。所以只是通晓一种技艺、只能分辨片言只语的真伪，这样的人只能与他说些浅陋的道理，而不能与他作广泛的应对。宁戚敲击牛角而悲歌，感动了齐桓公，被齐桓公任命为大田官。雍门子以哀歌使孟尝君悲从心起，流下眼泪以至打湿帽带。悲歌、痛哭对一般性的人来说是都会的；但一发悲声就能使人听了动真情，那就要有一精一诚的感情才行。所以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可以仿效，但他们用情感化人心的效果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齐简公因为懦弱而被陈成常杀害，子因为施行猛政而遭劫难，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得其道的原因。所以唱歌如果不合音律，那么他的歌声就会变得清浊不分；墨绳不能切中、三点一线，就不能取直。纣王用象牙筷而使箕子哀叹不已，并预感到纣王的贪欲将导致国家灭亡；鲁国用木偶人殉葬使孔子心痛叹息，诅咒不仁者将绝子绝孙。所以圣人看到事物的征兆就能预知到事物的结局。发源于高山的江河流水必定要注入大海，庄稼长在田野，最后一定会归入贮藏到粮仓。正是圣人看到事物如何生成，就将知道事物会如何归宿。河水混浊鱼儿就会口露出水面喘气，法令苛繁百姓就会混乱，城墙陡峭必定会崩溃，堤岸高峻必定崩塌。所以，商鞅制定苛法而招致自己被肢解，吴起施行酷法而遭车裂。治理国家好像调琴瑟，大弦绷得太急则小弦就会断绝。所以一味勒紧缰绳，不断挥动鞭子的人，不是一个能驾御千里的御手。能够听得见的声音，传播不过百里地；而没有响声的声音，可以传遍四海。所以，俸禄已远远超出他的贡献的人，就必定会受到伤害；名过其实的人也必定会受到蒙蔽。如果贡献和品德合乎实际再加上与之相适的名誉，一般性来说，祸患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他头上。人有噩梦缠身，就无法胜任正常行动；国有恶事先见之徵，就无法胜任善政的实施。所以前面放着高官厚禄的赏赐，是不可以靠无功来获取它的。后面有严刑峻法，也不可能因无罪而蒙受诛罚。你平时修身养性保持正直纯洁，做一个正派人而不偏离正道，就会相安无事。君子不以为小的善事不值得做而就舍弃它，因为小善积累起来也就能成为大善；也不以为小的坏事做做也无妨而去做，因为小恶积累起来也就成为大恶。所以说，羽毛堆积到一定程度也能将船压沉，很多轻东西放在车上也能将车轴压断，所以君子是绝对禁止自己做微小的坏事的，这就是平时说的君子谨戒于微细之处。做一件令人愉快的好事还不足以形成美德，但坚持做好事，日长势久就能形成好的品德；做一件令人悔恨的坏事还不足以败坏品德，但经常做坏事就会成恶棍。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善政美德，受千秋万代人称赞，夏桀、纣王的恶行暴政，遭千年万代人唾骂。天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人有四种可用的器官。何谓四种有用的器官呢？一是眼睛，没有什么能像眼睛那样明察秋毫；二是耳朵，没有什么能像耳朵那样听得那样一精一确；三是嘴，没有什么能像嘴巴那样闭守牢靠；四是心，没有什么能像心那样深含莫测。眼睛能看清事物的形状，耳朵能听清事物的声响，嘴巴能说出真情话，而心则能达到一精一妙的境地，这样万物的化育变化便全能被掌握了。国家的领域是靠德政来扩展的，君王的尊严是靠德政来提高的，这是上等的治国之道；而国家的领土是靠义来扩大的，君主的威望是靠义来提升的，这是次一等的治国之道；国家的领土是靠武力强权来扩张的，君王的威严是靠武力强权维持的，这是下等的治国之道。所以治国之道纯粹是德治的可以尊奉为王，治国之术驳杂的可以称霸为王，而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的只能是亡国了。过去    伏羲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    神农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两位圣王治理天下，凤凰都飞临皇室的庭院；夏禹、商汤、周文王管理天下时，凤凰能飞临皇室的大门口；周朝以后，凤凰飞到郊外的湖泽中。这正是君王德行越粗糙，凤凰飞临的地方越远；君王的德行越一精一粹，凤凰飞临的地方越亲近。内心具有仁爱的君子，施恩于人时是仁爱的，就是不施予人也是仁爱的；内心根本不具备仁爱的小人，就是施小恩小惠于人也是不仁爱的，如不施予人就更不仁爱了。君子自己身上有的善行美德，也像别人身上有的善行美德一样，因为他能感染别人，这就是君子仁德盛大的地方。所以崇高情操战胜贪欲则昌盛，贪欲战胜情操则丧亡。要想知道天道，就要观察天道的运行；要想知道大地之道，就要观察大地上所种植的物类；要想知道人之道，就要考察人的欲念。不必惊慌也不用恐惧，万物自会自生自灭；不去}扰也不要触犯，万物自会清静安宁。只看到事物一角一隅的人，是不能和他讨论万物的变化的；只关注一段短暂时间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天地之大的。白天月亮不露脸，黑夜太不露头，所以是“日不知夜，月不知昼”；尽管它们都能给人间带来光明，可是都无法兼容对方的功效，唯有天地才能包容万物。而能包容天地的，又只能是无形的道。骄横霸道的君主不会有忠臣，信口开河乱许诺的人不会讲信用。缠绕而长的藤类树木长不出一握粗的枝干，狭小的水沟不会有能吞舟的大鱼。根浅的树木必然是长出短的树干；根如受伤则枝叶也就枯萎。福来自于无为，祸生于多欲；灾害来自无防备，荒芜是因为没除草。圣人为善行善唯恐赶不及、防备祸患唯恐避不开。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涉水过河又想不打湿脚，这种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会胡乱埋怨人的，知天命者是不会胡乱埋怨天的。幸福由自己创造，灾祸是自己招惹。圣人是不追求赞誉，也不逃避非议诽谤，他立身正道，所以各种邪气无法兴起，奸邪自然平息。如果放弃正道而追求邪曲，背离正确而随波逐流，这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失去行为准则，所以圣人是返回原秉有的本性不随俗同流。原本纯粹的道，如加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使之有形迹可寻，就不算是最纯最好的道了。最纯粹的道是品尝起来清淡无味，看上去无形无象无迹，并且无法用言语传授给他人。大戟草可消除水肿、亭历草能消除肿胀，但如果使用不加节制，反而会加重病情。世界上的事物有很多是看上去相似，而实际上则不同，这些只有圣人才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差别。善于驾御的人心中不会没有马的印记，善于射箭的人是十分注重弓弩的，善于为人君的人是不会忘记他的臣民的。诚心诚意地爱护臣民，并且为他们谋利益，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顺追随。如果既无爱心又无利益，就是亲生儿子也要背叛他的父亲。天底下有最珍贵的东西，但它绝对不是权势和地位；有最大的财富，但它不是指宝石、金子；有最长寿的，但不是说活到一千岁；回归本性道体，就是最尊贵的，适情知足就是最富有的，明白生死之分就是最长寿的。说话没准，行为反复无常，这是小人；能明察事理，一精一通某种技艺，这算中等之人；兼容覆盖一切，无所不能，并能度量人的才能后决定如何运用的人，才称得上是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