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天设日月，列星辰，调，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E；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悬晕醋，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宋醇而鱼已矣；以之气相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除，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鸣鹤在，其子和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是以天心者也，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一精一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 虹U见，万物有以相连，一精一有以相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之谓大巧。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众，非数之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 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谓也。天至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侧，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荥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内也。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割于陵，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一精一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一精一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 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柑而毛修之哉！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这指，夷狄之国重译而至。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顺而外宁矣。太王父处郧，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歧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秦穆  (《淮南子》人物)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密子治直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  孔子  (《淮南子》人物)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预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一精一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一精一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掳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柑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F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藿穑巧冶不能烁木，金之势不可薅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箭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 友而教之以悌，赦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痒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尊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曹。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 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    神农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一H一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一H一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好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轿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 而贤者隐处。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一H一，《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一H一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一H一，《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骏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之和，食天地之一精一，呼而出故，吸而入新， 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  周公  (《淮南子》人物)诛管叔、蔡叔，以平国饵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  伊尹  (《淮南子》人物)、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得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得者者鲜，而所治者浅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铣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秤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 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翩瓯有 ，秤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方，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孺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 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复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百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黄帝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呜，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惬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不生。非法之应也，一精一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一精一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虽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未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未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干岁不一会也。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q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风俗可美也。所以贵    扁鹊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K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一H一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 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成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阅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 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梯，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墨子  (《淮南子》人物)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K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古者法设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未，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凤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肾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大公望、召公爽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  夫差  (《淮南子》人物)用太宰憾灭，秦任  李斯  (《淮南子》人物)、  赵高  (《淮南子》人物)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涂，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儒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架，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暇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招诏，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木，曾于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力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k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于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    苏秦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逞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夫知者不妄发，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徐。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义为准绳也。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官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一H一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身，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铀、右执白旄以 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  成汤  (《淮南子》人物)之庙，表商容之间，、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毁鼓，僵五兵，纵牛马，|笏而朝天下，百姓歌沤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  阖闾  (《淮南子》人物)伐楚，五战入郧，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至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工作章华之台，发乾黔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罢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于乾G，食莽饮水，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毫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拭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脯，从冥冥见莺酰〈于ぺぜ荩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者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且聋才，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者不言，聋者不闻，既且聋，人道不通，故有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聋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元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常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悦；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缨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 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嘻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戈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也，犹聋之比于人也。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未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未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未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未。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未，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不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  商鞅  (《淮南子》人物)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一H一则悲，一H一则乱男女之辩，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呕，闻者莫不殒涕。    荆轲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瞑目裂毗，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弃冕铬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夫水出于山而入 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而之行也。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大息而抚之，所以防一H一辟之风也。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机而实衰也。巧诈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琴不呜，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轴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  吴起  (《淮南子》人物)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 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秧之法亡秦，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苏叹之，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于肯忧之，见其必擒于越也。小白奔宫，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于霸也。  勾践  (《淮南子》人物)栖于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畏福之为祸也。故  齐桓  (《淮南子》人物)公亡汶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于重闭之内，而虑患于九拂之外者也。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无褥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跳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初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一H一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 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之怨。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隙，材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秽。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库者，为其来岭穷也；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搏鸡也。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亡于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或予p而取胜。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悸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译文】天上设置日月，陈列星辰，调节，布设四季。白天由光照耀，晚上让它们休息，用风来吹干，用雨露来润湿。上天化育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养育，但万物倒茁壮成长了；上天杀灭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杀灭，但万物倒凋落死亡了。这种无形的生灭手段，叫做神明。圣人仿效大自然，所以他在给人们带来福祉时，看不见他有什么行动，但幸福却降临了；他在为人们除去祸害时，看不见他在采取什么措施，但祸害却消除了。这正是远离之却靠近之，延近之却疏远之。稽查它们得不到踪影，观察它们却又不虚妄。每天算计，效果甚微；长年累月则功效卓著。湿气降临，看不见它的形状，但木炭却已增加了重量；风将吹临，看不见它的形象，但树叶却已摆动了；时光的推移，不留明显的痕迹，但草木却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枯萎；千里马日夜兼程奔驰传递着，而烽火台上的烽燧并不见它的传递，但传到下一站的时间，总在驿马之前。所以，天将要起风，草木还没有反应，而鸟儿却已经从树上飞离；天将要降雨，乌云还没有聚集遮盖天空，而鱼儿却已经浮出水面喘气了，这是二气互动交感的缘故。因此，寒暑、燥湿，按照类别而相随从；声音回响的疾速、缓慢，按照音类而相呼应。所以《易经》说：“鹤在树荫里鸣叫，它的同类小鹤在附近应和着。”殷高宗武丁居丧，三年内闭口不言，四海之内随之寂然无声；但一旦他发布号令，便震撼天下，这是遵循天意而使天下像呼和吸那样感应。所以，一旦触动根本，百枝万叶都会随之摇晃，如同春雨浇灌万物，浑浑然流淌，源源不断地施泽着，没有什么地方不受润滋，没有什么植物不被养育。所以圣人顺应天意，一出声音就震动天下。因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感发起至一精一至诚的情感，那么他的形体之气就会感化天，随之就会有吉祥的瑞星出现、神龙也会降临、吉祥的凤凰也会翔临、甘泉也会自地涌流、五谷未布而生长、江河不会泛滥、大海不会肆虐。所以《诗经》说：“祭祀安抚众神，并顾及黄河五岳。”如果违逆天意，暴虐万物，就会出现日食、月食，五星也会偏离它的正常运行轨道，四季就会与时令相违背，白天昏暗、夜晚放光、山峰崩塌、河流枯涸、冬天响雷、夏天打霜。《诗经》上说：“六月繁霜，令我心忧。”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国家危亡而天象变异，世道混乱则虹霓呈现，万物是相互联系着的，灾异之气是会互相激荡相通的。 所以神灵之事，是不能凭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去力求的。天地包容着、化育着、雨露滋润着，这样便产生万物；那翡翠玳瑁、瑶碧玉珠是文彩明朗、滋润光滑，抚摩它不会损缺，历久而不变形，天成自然是奚仲无法摹仿的，    鲁班  (《淮南子》人物)  (《淮南子》人物)不能复制的：天地自然造化万物的本领就是这样神奇，我们把此称为“大巧”。宋国有人用象牙为国君雕刻了楮树树叶，花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功，叶的脉络细如微芒，叶子的厚薄、颜色都十分逼真，将它放在真的楮树叶中分不出真假。列子说：“假若天地自然也要花三年时间才能长成一片树叶的话，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那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抚育它们，它们则很快生长；寒风吹刮它们，它们则很快凋零，哪会像人工雕刻那样费劲辛苦？所以凡可以度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可以计数的都是有限的。而最大的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极多的东西是数字无法统计的。所以九州是不能用顷亩来计算的，八极是不能用“道里”来计算的，泰山是无法用丈尺来尺量的，海水是无法用斗斛来量度的。所以大气慨的人和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并和四季相协调。所以圣人怀着天一样的气概，有着天一样的心怀，持执着中和之气，不出庙堂便能恩泽施行四海，移风易俗，感化民众使之从善，却像出自他们的本性，这就是一精一神感化。《诗》中说到：“慎守自然，和顺又平安。”那鬼神，看它不见形体，听它不闻声音，然而每年祭祀上天，祭祀山川，祈求上天、山川之神降福，每逢旱灾，举行雩祭以祈求降雨，消除灾难以占卜来决定事宜。《诗》中说：“神灵的到来，是无法揣度的，又怎么可以厌弃神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天达到它的高度，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着夜空，太照耀着白昼，化生，众星明亮，这些自然现象并不是人有意造成的，而是遵循规律，自然而然这样的。所以四时变化，并不是为了生育万物；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为了养育草木。神明接触，融合，万物自然而然产生。所以高山深林也不是为着虎豹而设置的；大树繁枝也不是为着飞鸟而生成的；江河千里渊深百仞也不是为着蛟龙而形成的。山达到一定高度，森林长成一定广度，鸟兽们自会在山中居住、在树枝上栖留、在穴巢中安身、在洞穴里藏身、在溪谷里潜泳、在旱陆地行走、各自找到适宜于自身的处所安身生存。大的产生小的、多的产生少的，这是天地自然规律。所以小山丘不可能兴起云雨，小水坑不可能产生鱼鳖，这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牛马身上产生的热气蒸发会生成虱子，但虱子之气蒸发不可能产生牛马。所以养育变化是从外而生，不是生成于事物内部。那蛟龙藏匿于深渊，而它的产卵孵化却在岸上进行；T蛇雄的在上风鸣叫，而T蛇雌的却在下风鸣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这是一精一之感应而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修炼一精一诚更好的了，如达到至一精一至诚的境界，就能感动化育对象。现在那得道的人，内身藏着至一精一至诚，一精一神栖安于心中，虚静恬淡，胸怀悦穆，邪气就没有滞留的地方。四肢关节协调，全身肌肤蒸发汗污，内脏散泄浊气，这样心脏机枢调和轻松，全身经脉九窍便无不顺畅连通，这是因为一精一神处在了自己应处的居所，这哪里是关节的抚慰、毛发的保养所能办到的！圣明的君王处在君位上，空廓没有形象，寂静没有声响；官府像无事可做，朝廷久无人迹；民间没有隐居之士、没有避世佚民；百姓没有劳役，刑狱没有冤屈；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君王的德行，依照君王的旨意；夷狄这样的国家，通过重重翻译来朝见：这种情景并不是靠挨家挨户地劝说宣传实现的，而是靠君王将一精一诚之心推广施行于天下来实现的。《诗》这么说：“恩惠施加给中国本土，这样可以安抚四方的诸侯。”内部事情治理顺畅，四方诸侯、夷狄自然安宁。过去太王父在地的时候，狄人经常来攻打，父率家族离开地，百姓们携幼扶老，背着锅甑跟随着他，翻越梁山，在岐周建立起周国：这情景不是靠硬性命令所能做到的。秦穆公为了不让山野人吃了骏马肉而伤胃生病，便送好酒给山野人喝，后来在同晋国打仗时，这些山野人就拼死报效秦穆公：这情景就不是像以契约索还债务那样所能做到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巫马期前去考察他的教化效果，看见夜晚捕鱼者都将捕到的小鱼放掉：这情景就不是靠刑罚所能禁止的。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时，国内道路上没有拾取他人遗失的物件，集市上没有哄抬物价的情况，耕田、捕鱼时人都谦让年长者，老人不用背扛肩负重物：这情景就不是单凭法令所能做到的。那箭之所以射得远并能穿透硬坚物，是靠的弓弩的力量；但箭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则靠的是人的心智。奖赏好人惩罚残暴，要靠政令；但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则是靠执政者的一精一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强硬有力，但不能独自来射中目标；法令虽然严明，但不能独自施行：一定得需要一精一诚之气之神来帮助弓弩、法令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详细地阐明道理要百姓接受，但百姓就是不听从接受，这是由于在上位的人的一精一诚之心没有施用到百姓身上去。天地四时，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神明接交融合而使万物产生；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要强行改变人民的品性，而是依从人民已经所具有的品性，涤荡其中的污浊部分，引导他们向好的素质转化。所以因循规律办事，效果就显著；人为操作，不按循规律，收效就细微。夏禹开凿龙门，辟开伊阙，疏导长江黄河，使它们向东流入东海，这是依循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水性。后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施肥种谷，让五谷各自得到适宜生长的环境，这是按照土地的地形、肥瘠的特性来做的。商汤、  周武  (《淮南子》人物)王率领兵车三百辆、甲兵三千人，讨伐暴乱，分别制服了夏桀和商纣，这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来完成的。所以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就能无敌于天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只有按客观规律，才能从事治理。所以优秀的木匠是不能砍斫金属物的，灵巧的冶工是不能熔毁木材的，这是因为金属的特点决定了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决定了不能熔毁。调和泥土制成陶器、挖空木头做成舟船、熔化金属铸造刀剑、熔铸金属造成钟，这都是依循它们的各自特性而做成的；驾驭牛马拉车、让公鸡报晓、让狗守门护宅，这都是顺应了它们的本能特性。人有情欲的本性，所以制定隆重的婚姻礼节；人有食欲的本性，所以规定了宴请的礼仪；人有喜乐的特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乐器和音乐；人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丧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根据人的爱好来节制修饰的。根据人有情欲的本性，制定了婚礼，因而界定男女有别；根据人有喜乐的特性，制定了雅颂之音，因而风俗不至于放荡；根据人民珍惜家室安宁、妻儿快乐的愿望特点，教导人们和睦孝顺，因而父子间有亲情；根据人有喜交朋友的特点，教导人们敬重长者，因而长幼有序。在做到上述这些以后，再制定朝见天子聘礼诸侯的礼节，用以分别贵贱；规定宴酒习射的礼节，用以明确长幼次序；定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来学习军事；让子弟进学堂学习，来提高人伦道德修养。这些做法全都是依循人的特性来制定的，然后再由圣人来加以教导培养，使人能成才。所以如果人没有这方面的本性，就难以加以教导；而人有了这方面的本性而没有对此加以教养引导，也不能使人走上正道。这就好像蚕茧有抽丝的特性，但不经过女工的煮熬、牵丝，就不能成为丝线；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雏，如不经过雌禽长时间的孵抱温暖，就不能变成雏。这就说明人具有仁义的天性，就非得要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否则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所以先王进行教化，是依循人们喜善的特点来引导勉励人们向善行善；是依循人们厌恶的特点来禁绝奸邪；因此刑罚不动用，威势就能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则天下人就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则法令公布都无济于事。过去五帝三王临朝执政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参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就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以调之气，协和四时之节，辟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岗平原水域及土地肥沃贫瘠高低各种条件以适宜种植何种谷物，安排生产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之祸患。中考核人的品德，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理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清除暴乱的祸根。还阐明金木水火土的特性，来确立父子之情从而建立家庭；分辨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则，来确立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审察四时季孟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设置百官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做“参”。规定君臣之间的节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这就叫做“五”。还分割土地使民众分属各州、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市让人们居住、划分宅地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配财物使民众有穿有吃、设置学堂教育子弟，让他们早晚勤于民事：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然而这些纲纪要有适当的人才来推行贯彻才行，如用人不当就会废驰纲纪。尧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泽滋润融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开始物色寻求能继承帝统君位的人，命令掌管四方的诸侯举荐那些处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于是四方诸侯举荐了舜，并把舜推荐给尧帝。尧帝就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态度；还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外交的才能。又派舜深入林麓之中，狂风雷雨也没使舜迷失方向和道路。于是尧帝就将自己的九个儿子托付给舜，并赠给舜昭华美玉，正式将君位传授给舜。尧帝如此慎重地挑选继承者，是因为尧认识到虽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不贤凶顽仍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事物没有只张不驰、只成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长盛不衰、盈满不亏。神农氏最初发明琴是为了集聚归化人心于神明，杜绝性情的一H一乱；但到了后来，有人就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本性，一H一而好色，以至于亡国。夔当初创作音乐，都符合五音、六律，并和八风相通；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人就沉湎于过度的欢乐享受之中，不顾政事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管理官吏，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使愚笨者不至于忘事，聪明者能记录下久远的事情；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写伪造骗人的文书，为有罪者开脱，捏造虚假的文字以杀害无辜者。汤当初建造园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以及训练士兵射箭和驾御以防不测事件；但等到后来衰世时期，这园囿就被贵族用来驰骋猎射，以至耽误百姓的农时，使人一精一疲力竭。尧帝推举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奸恶人，诉讼的事也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贤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感化；但到了后来末世，人们就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占据要位，废弃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抬举，这时奸邪掌握朝政，贤德者只得隐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凡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凡物盈满了就会有亏损。五光十色虽然明亮，但时间一长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凡物都有它的兴与衰，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所以圣人在事情实在行不通时总要改弦易辙，法规弊旧时就要改革，这并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因时世变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革除一H一邪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社会之气氛，使万事万物在适宜的生存环境下得以发展。圣人如同天覆地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能一视同仁、温暖普照，所以圣人是效法天道。天时不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本事，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是头绪繁多，旨趣行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五行的不同气质，尽管相异但都适宜协调；不同门类的六艺，尽管不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庞敦厚，是《书》所教诲的；清明条达，是《易》的要义；恭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春秋》的优点。所以《易》的过失是在于隐秘难测；《乐》的失误是在于导致一H一逸；《诗》的过失是在于使人怨愚；《书》的失误是在于使人拘泥旧法；《礼》的过失是在于使卑尊者互相嫉恨；《春秋》的失误是在于使人互相诋毁。但这六种经典圣人却是兼取并用，通过剪裁取其一精一华。失去本旨就会混乱，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这其中的一精一华在于协调好各种关系，而其失误在于权变本旨和要义。水火金木土和谷，属于不同的物类，但却都可被利用；规矩权衡和准绳，形制各异而都能适用于对象；丹青和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这说明事物均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车轮是圆的，车厢则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则是横的：形状不同但均出于使用的方便。骖马喜欢奔跑，服马喜爱缓行，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这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的不同的缘故。《关雎》篇以鸟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美感，这是因为雎鸠鸟雌雄有别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尊崇美，这是因为鹿群有发现食物互相呼唤共同享用的美德。在泓水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公被俘，但《春秋》却尊崇宋襄公，这是因为看重宋襄公不攻击还没排好阵列的军队的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烧死，《春秋》仍然尊崇宋伯姬，这是因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礼节行事的品行。成就事业，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只须抓着本旨根本就行。典籍所记载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脱离人间邪恶纠纷，吸取融和之气，食取天地之一精一华，吐故纳新，踏虚升飞，乘云游雾，可以称为养性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铲除残暴奸贼，可以称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儿子，乐羊竟尝了中山人送来的他儿子的肉羹，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强势，这可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物均有多面性，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许由的行为尽管各异，但均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子和比干的行动尽管不一样，但都是贤者。所以将士中有的轻捷、有的重缓、有的贪心、有的清廉，这四种将士的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战争打仗中缺一不可。轻捷者好动，重缓者好静，贪心者好取，清廉者则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者可让他们冲锋搏击，而不可让他们固守；重缓者可让他们固守，倒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搏击；贪心者可让他们积极攻取，而不可让他们安守本职；清廉者可让他们安守本职，倒不适宜让他们积极攻取；忠诚守信者可让他们持守约定联盟，而不能要他们也随机应变。这五种人的性格相反，但圣人却能对他们兼容并蓄而用之。这说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纳一种事物，两气的交融也不只能产生一种物类。海水只有不推辞小的积水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高。如果持守一角就会抛弃遗漏万方世界，如果取用一物就会舍弃其他事物，这样就必定获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范围也一定很浅窄。治理大国的治术不能琐碎，国土辽宽的管理制度不能偏狭；处在高位的人处事不能烦琐，百姓众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烦杂就难以推行，欲求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时就一定会有误差出现；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时就一定会有差错出现。反之用石和丈为单位来称量，既简单又少失误。挑选丝头、细数米粒，是既麻烦又不一精一确。所以从大的方面入手就容易运用智慧，纠缠于细曲枝节就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那些无益于治理，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是不会去做的；对那些不实用，只会浪费一精一力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要做成大事只有简约，要做好大事也只有俭省，欲求要满足只有欲求少；这说明功业简约则容易完成，事情俭省容易办到，欲求寡少容易满足。容易办成的事情，拿来交给人家办理，也就容易办成。孔子说：“太烦琐的论证辩说只会损害真理，太计较蝇头小利只会妨害大义，太卖弄雕小技艺只会破坏大道术，太小的见识是无法产生通达观念的；要想通达大度，就必须要简约。”黄河因为曲折连绵，所以能流向远方；高山因为绵延深长，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为悠游，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类事，明了一种说法，掌握一门技艺，可以对某些事物有一精一到的认识，但不可能广泛应对所有事物。办事处事像蓼菜成行那样有条不紊，像K瓯有底座那样稳当可靠，秤着柴来烧灶，数着米来做饭，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只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动起来能仿效兽类，停止下来能相当文静，能够指挥这样列队的人可以愉舞娱乐，但不能指挥军队。洗洁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净手后摆食品，这样的人可以负责几个人的饮食，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现在祭祀的时候，屠宰烹煮、杀狗烧猪、调和滋味，这是厨师的事；陈设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这是巫祝的事情；斋戒严肃、穿着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谈，神灵以此为代表，这是尸主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称职，尸主也不能越过樽俎去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时候，总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处理事务则是贱者劳碌而贵者闲逸。舜当天子时，只是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公饭菜摆在案前，钟鼓悬挂在架上伴奏，四方异族就归顺降服了。  秦始皇  (《淮南子》人物)赵政白天判断案子，夜里处理文书，还派出监察御史到各个郡县视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岭以防越人，修筑长城以防胡人，但是奸邪还是不断产生，盗贼成群结队，这正是政务越烦杂乱子就越多。所以法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国的根本，就像弓和箭，只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关键。黄帝说：“茫茫昧昧，凭借着上天的神威，与天地元气相通。”所以与元气同一相通者可以称帝、与道义同一者可以称王、与强力同一者可以称霸，这三方面都不具备的，就只能灭亡。所以国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国之心，邑城里的狗便会成群吠叫，雄鸡就会半夜啼鸣，兵库里的器械就会响动，战马就会躁动震惊。一旦和敌国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的父老乡亲就能睡得香甜，巷里就没有聚集的人群议论纷纷，妖害就不会产生：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一精一诚之气感化的结果。所以不用言说便显示诚信、不施恩惠就显示仁慈、不必动怒就显示威严，这是以天之心来感动变化的；施舍恩惠才体现仁慈、言说以后才显示诚信、发怒了才显示威严，这是用人之一精一诚来感化的；施舍了恩惠还不显仁慈、信誓旦旦还不显诚信、大发雷霆还无威严，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所以用“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众；没有以“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众，反而不断地出乱子。修身，最重要的是修养一精一神，其次才是修养形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严明法令。一精一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脉都安顺，这才是养性的根本；养得肌肤肥胖、脂膏满腹还嗜欲不断，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时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进却不知怎么变化的，这才是上等的统治；用物质利益来激励人，并经常宣传说教劝人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妄为，上面执法严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这是下等的统治术。上古时代注重养性根本，而末世则注重枝末细节，这就是太平世道难以重现的根本原因。想治理好社会的圣主并不是每个世代都会出现的，而那些能够辅佐圣主治理社会的贤臣也是万人中难觅一个；万人中难觅一个的贤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现的圣主，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说贤臣和圣主的结合真的是千载难逢。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动的积水会长满青苔，这是因为没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畅，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让积水，这样，谷水就能顺高势向下流动，这样即使有杂物和腐骨浸泡，也不会使水质污染。水的本性没有改变，这水的混浊变质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这水是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如此。如果开导疏通民众的善良天性，堵塞人们萌生邪恶的念头，开启他们向善从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条正道上发展前进，这民性就会善良，社会风气就美好。因此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扁鹊根据病情调配药方，而是看重扁鹊他的切脉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同样，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圣人根据罪行来量刑，而是看重圣人了解这产生动乱祸害的缘由这一点。如果不治理社会风气培养良好风尚，放纵邪恶泛滥，而到了邪恶泛滥之时再动用所谓的刑法去惩治，这刑法即使能铲除奸贼邪恶，但仍无法从根子上禁绝邪恶。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称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却遭灭亡；汤用了殷代的法度，称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法度有还是没有的原因，而是纪纲没有得以伸张，社会风俗已经败坏的原因。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没有亡佚，但后来的世道却不能治理好，这是因为以后没有三代圣王那样的智慧；音乐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没人能够听得懂，这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圣人出现以后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虽然没有变，但一定得由名乐师去辨别它。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有了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也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没有贤人。晋献公想讨伐虞国，但宫之奇在那里，晋献公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轻易派兵攻打虞国。后来晋献公用宝玉和骏马来贿赂虞国国君，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宫之奇知道其中有诈，劝谏虞君，虞君贪宝玉和骏马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宫之奇见自己的劝阻无效，就越出国境逃走了。荀息在灭掉了虢国以后顺路又将虞国灭掉了，这样兵不血刃又将宝玉和骏马带回晋国。所以防守不仅仅依靠壕堑的坚固，攻城不单单凭借冲车的高大，而是取决于是否得到贤人来辅佐。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鲁国，使天下诸侯无法灭掉鲁国；蘧伯玉用他的仁爱安宁了卫国，使天下诸侯无法危害卫国。《易经》说：“空旷一间屋，草席盖顶，从门缝往里看，空寂无人。”所谓“无人”，并不是说没有普通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统理。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起来。民众不知礼义，法令也无法使他们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民众就不会遵循礼义。没有法当然难以治理国家，但民众不懂礼义，这法也无法推行实施。刑法能杀掉不孝之人，但却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刑法能惩治偷盗者，但却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人，学生有三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门讲敬爱的，言辞都符合礼义法度，行为都规规矩矩可作表率的，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来求得荣耀。圣王处君位，明确好恶的是非标准并公布于众，规定诽誉的标准并加以引导，亲近贤才并举用他们，轻视不贤者并黜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头地、尊贵显达的名声，这谁不想听从呢？古时候法令颁布，却无人去触犯它，刑罚设置，却无人去使用它，这不是本该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各项工作都兴盛成功，礼得以建立并任用贤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没有可用之处。所以推举天下的高才来担任三公，举荐一国的高才来担当九卿，选举一县的高才来做二十七大夫，推荐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因此，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之为“英”、智慧超过千人的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称之为“豪”、智慧超过十人的称之为“杰”。明了天道、审察地理、通晓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差异、智慧足以应付变通，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实施教化、行为足以暗合道义、仁慈足以得人爱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层，这种人就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为人师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诚信足以遵守信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合符道理，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而不荒废、为人正义而不结党营私、遇见危难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贪得，这种人就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以他们自己的才能大小安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得所宜。这样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应和什么、上面行动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追随什么，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弃贪鄙而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样。现在反过来让愚者去教化民众、让不贤者凌驾贤者之上，即使刑法酷严，民众也不会服帖，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王举用贤能者来建立功业，无能的君主则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  周文  (《淮南子》人物)王举用太公望、召公]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举用贤能建立功绩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a而招致亡国，秦帝王任用李斯、赵高而导致灭亡，这就是任用与自己相同类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举用何种人才就可知道社会治乱的状况了，只要观察这些人和何种人结党就可知道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了。圣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为了振兴大道、完成事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安宁，于是充当起厨师，调和五味，背着鼎锅和砧板四处奔波，曾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要把混浊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将危亡的社会变得安定起来。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协同纣王之子禄父图谋作乱，周公为了捍卫王室，诛杀了他们以平天下，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打，夷狄异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孔子要想实行王道，东南西北地不停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都没有一个愿意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想通过卫灵公夫人南子和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的门路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铲除污秽、使冥暗社会走向光明，所以行为尽管属于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的。观察赛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状况；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样子。虞舜尽管流放了兄弟、周公尽管杀掉了兄长，但他们仍不失为仁者；  晋文  (《淮南子》人物)公尽管闹过种米而欲长苗的笑话、曾子尽管做过给羊戴枷不让谷说拇朗拢但他们仍不失为智者。当今世界上，丑恶的人必定假托善行来为自己辩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游说不看是什么国家，求官不论是什么官职，行为也从不避污浊，还说这是符合伊尹之道。分家时争夺财物，亲戚兄弟为此结怨，骨肉互相残害，还说这是符合周公之义。行动不讲廉耻，为了活着宁愿受辱，还说这是符合管仲志向。施行贿赂，巴结权势，立私废公，结党拉派，博取上层欢心以求宠幸，还说这是符合孔子之术。这样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无法弄清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东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经营忙碌，不归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所以好的理论是看它是否能实践，好的行为是看它是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禄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伤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李克竭尽全力辅佐国君，统领管理百官，使万民和穆，使国君活着时没有废弃不办的事、死后也没有遗留的忧虑。这就是具体行为各异而目的都想归向善道的事例。张仪、苏秦家庭没有固定的住处，自身也没有固定的君王来事奉，干出的是合纵连横、颠覆他国的事情和谋，将社会搞得翻天覆地、乌烟瘴气、混浊不堪，使诸侯晕头转向、无方向，使人民百姓无法安生休息。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众多弱小国家，或者辅佐几个富强的国家。这些具体做法不同，但归属于邪恶则是相同的。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亏蚀，怎么能伤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处，但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这对善行有什么益处！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动，选择了善事去做，考虑到合义才去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后这功效足以依赖，人死去后这名声足以能称道。所以即使有聪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发挥聪明才智干出一番事业来。聪明能干的人都在经营忙碌，种种事情纷纷涌现，而圣人只能拿仁义作唯一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称作小人。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声都不会灭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势，他的罪恶都无法抹去。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而右手拿着刀刎颈自杀，这样即使是傻子都不会去做，因为生命远比据有天下来得珍贵。但是如果有人为了君亲之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的话，那又是值得称道的，因为道义比生命更珍贵。据有天下这利益与生命相比，这利益又显得相当小；生命是贵重的，但与道义相比，这生命又显得相当轻。人们敢于抛弃生命，正是为了保全道义。《诗经》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违背正道。”说的就是君子要以诚信正义来作为处世的准绳。想要完成霸王功业的人，必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必定是个强者。能有强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个得人心的人。能够得人心的人，必定是个自身修养有收获的人。所以人心性的修养是自我修养的根本，自我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世上没有自我修养有所收获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自我修养却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务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夺农时；不侵夺农时取决于减少徭役兴建之类的事；而减少这类的事又取决于人的节欲观念。而节欲观念的形成建筑于人对清淡恬静天性的返归。没有摇动了树的根部而树梢却静止的事，也没有弄浑浊了水源而让流水清澈的事。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会去做人性所不允许做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是不会忧虑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东西的。所以不修建高大宫室，原因不是爱惜木材；不铸造大型钟鼎，原因不是珍惜铜铁等金属，只不过是遵循天性命运的真情来做事而已，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榜样。现在人是眼睛爱看五色、嘴巴爱尝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伤损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产生邪念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都治理修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将自身的修养掌握好了，那么教化民众就可以得民心。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只拥有天子君位权势、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获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说还要能够充分运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众的支持。纣王掌握的地域国土，东到东海，西至流沙，南到交趾，北至幽都，军队从容关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达十万之多，可是这些士兵最终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掉动白旄指挥士兵，纣王的部队就土崩瓦解，败逃投降。纣王徒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无王者君主应有之德，这就是纣王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桀、纣算不上是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算是放纵犯上。周国处在酆、镐之地，面积不过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讨伐纣王，攻占殷都朝歌，朝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的故里，修固比干的坟墓，将箕子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的统治以后就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放走从军的战马和解放运输的牛，使之能用到生产劳动中去，插上笏板而治理天下，老百姓纵情歌唱庆贺，诸侯带着珍禽前来朝贡，这就是由于周武王得民心的缘故。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五次攻入楚都郢城，焚烧粮仓中的粟米，砸破刻有九龙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阖闾还住进了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随之逃亡随国，国内的百姓父老兄弟们扶老携幼跟着昭王逃难，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与敌人吴军对抗，同心协力为昭王拼命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来统帅布阵指挥，百姓们都各自拼死搏击，最终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发动乾G战役，引起国内外震动，百姓疲惫不堪，王子弃疾利用了百姓怨声载道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们都甩手背离了楚灵王，楚灵王在乾G挨饿，只得吃野草、喝路边的污水，最终倒在田野里死去。楚国的江山没有改变，土地面积也没有缩小，百姓的性情也无大的改变，在楚昭王统治时代，人们愿为昭王这样的君主献身，但在灵王统治时期，人们却背弃了灵王离开了他，这是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不得民心的缘故。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这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以诸侯国为边防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的邻国也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就只能以自己的边境为边防了。所以商汤处在亳这个地方时，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处在酆这个地方时，面积不过百里，但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败的时候，戎族敢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掳劫凡伯而去。所以得道的君王能凭借仅有的百里地盘对诸侯发号施令；失道的君王就是占据整个天下还会害怕像冀州这样的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别指望人家不侵夺你的天下，如自己站稳了，你所治理的社会就不易被人侵夺。反过来说，你自己走的是一条通向绝亡的道路，却还要非议别人的反抗行为是篡位弑君作乱，这对保护天下到底有何益处呢？人所以能生存，是依赖于衣和食。现在将一个人囚禁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即使用美味佳肴来供养他，用绣丽的衣服给他穿，他也不会欢乐，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耳朵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寂寞无聊。假若在黑暗的房间里挖个小孔，能让他看见外面下雨的雨点滴落，他都会快乐地笑起来，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能看到光明世界呢！从原本一片黑暗中看到外界的光明世界都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都心情开朗快乐，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在石封上，眺望八方极远的地方，仰望犹如车盖的天穹，俯视犹如彩带的江河，万物尽收眼底，这样的快乐难道不是更大么！那聋子，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见声响；那盲人，生有眼睛却看不到物形。语言，是用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听闻，是让自己了解他人思想情感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见声响，又哑又聋，就无法和人们交流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即使是倾家荡产出钱求医也在所不惜。难道现在只有身体上的聋哑者吗？不，实际上人的心志思想上也有聋哑的表现。手指痉挛弯曲，没有人不想将它弄直的；可是有些人心眼思想上有堵塞、聋哑，却没有人设法将它打通：这种人就是不知道以类相推的方法。观察研究六艺的广博崇高，又详细穷尽道德的深邃妙旨，让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无上顶点，下至无底的界限，远达无际的极限，翱翔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宽，比泰山崇高，比江河更丰富，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间无所乖隔，怀着这样的胸襟眼界来看世界，哪能不伟大！人所知道的事情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又是无穷的，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知道了，这并不是智慧增长的缘故，而是通过学问增加知识的缘故。事情经常见到就能认识它，事情经常做就可以学会它。所以经常被祸患所困扰就懂得如何防范它，经常遭受困难就知道如何处理它。一个人能够在短暂的一生里学到千年的知识、通达古今，虽然这些知识从未改变过、历来如此，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掌握千年知识、通达古今者是没有道术的人？人想知道高低但又无法知道高低，这时你教他使用管状水平仪来测量高低，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轻重但又无法知道轻重，这时你教他使用秤来称轻重，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远近但又无法知道远近，这时你教他使用望远镜，他就会很快活；更何况能应付万方而不穷尽、遇到大难而不惧怕、碰到烦缪而不迷惑，晏然自在，这样的快乐高兴，又哪里是一丁点的快乐所能比拟的。那“道”，有形的事物都由它产生，它如同万物之父母，与物关系密切；世上吃谷、食气者都受“道”的支配，它如同明君，给予的恩惠实在是多；诸多的聪明人都学习“道”，它如同良师，给人的知识实在渊博。射箭者多次射箭都射不中，这时人教他使用瞄准仪，他就会很愉快，更何况制造生产仪器的人呢！人没有谁不知道学习是有好处的，但就是不去做，这是因为平时的嬉戏娱乐害成这样子。人又大都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才智无法广博且一天天贫乏起来。如果用开凿养鱼池的力气去耕辟田地，这田野也一定会开辟得很好；如果用堆土积山，修筑高台的功夫去修建堤防，这水也一定会治理得很好；如果以饲养狗马鸿雁的巨资来供养士人，这名声也一定相当荣耀；如果以平时射猎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这学问知识一定相当广博。所以说，学习与不学习相比，就像正常人和聋哑人相比一样，差距甚大。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人关系，通晓治乱之根本，用平和的心态、清静的头脑来思考，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可谓掌握了事物的要略了。天地自然所营造化育的是禽兽草木；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是礼节制度，还建造了房屋宫室，制作了舟船车辆一类的器具。作为治国的根本是仁义；作为统治的枝末则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求得生存的是根本，而那些促使人们走向衰败的则是枝末。本和末是建成一体的，对两者都珍惜是人之天性。将“本”放在首要地位，把枝末放在次要位置的人可算是君子；而用枝末的东西损害根本的东西的人称之为小人。君子和小人在其天性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先本后末”，一个则是“以末害本”。草木常常以粗大的为根本，细小的为枝末；禽兽又常常以大的为头、小的为尾。草木如果枝末比根本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大于腰，这尾巴就摇摆不动。所以动物从口中进食就会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会枝繁叶茂。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是有本有末，养育它们又是有先有后，人对于社会的治理难道就能够没有头绪？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现在如果人们不懂得致力于根本，却致力于枝末的话，那就等于是放弃对树根的浇灌而去浇灌枝叶，做的是一件蠢事。再说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如果我们看重法度而轻视仁义，那就好像看重鞋子帽子而忘记头足，做的也是一件蠢事。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基础，想不加厚基础就扩建房屋，这房屋是要毁坏的；想不加宽基础就增高房屋，这房屋是要倾倒的。秦始皇赵政不增强德政却在一些枝末事上积累加码，所以被推翻；智伯不施行仁义却致力于拓展地盘，所以也被消灭。《国语》上说：“不加强它的栋梁，就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了，也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主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墙基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基的关系，根扎得深这树木就牢固，墙基砌得好这城墙就坚实。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  韩非子  (《淮南子》人物)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一H一乱就是悲凄。这样一H一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一H一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圣明的君主在实施政治教化时，必定审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颁布法令确立规范时，也必定弄清事物的本末关系，不只是依据一事防备一物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掌握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实施而不会枯竭，又历时久远而不受污损。河水发源于山中而流入大海，庄稼生于田野而储藏在仓库，圣人看见事物的产生便知道了它们的归宿了。所以虞舜把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里，是为了堵塞人们贪婪卑鄙的欲念。仪狄酿造出酒，禹品尝以后觉得味道甘美，于是放逐了仪狄并且禁绝美酒，禹王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沉溺美酒的风气流行。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的歌曲，师旷听了在一旁说：“这是纣王时的亡国之音”，并叹息着按住师涓的手不让继续弹奏下去，这是为了防止一H一邪风气的流传。所以人民读懂了书、道德就会衰败，懂得了术数、纯厚就会变薄，知道利用券契、信用就会衰退，掌握了智巧、诚恳就会衰亡。巧诈藏于胸中，纯白洁净的品性就不完备、神圣清静的德行就不完整。琴瑟本身不发乐声，但它的二十五根弦则各按自己的音调而应和；车轴自己不运转，但车轮的三十根辐条则各用自己的力量使车轮运转。琴瑟的弦有它的粗细紧松，这样才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车子的各部位有它的劳逸动静的功效，这样才能使车子长时期运转。使琴弦奏出声音的是不发声的琴身，使车子运转于千里之外的是不转动的车轴。以此推理到社会，君臣异道各司其职，这国家就得以治理；君臣同道职责不分，这社会就会混乱。地位高道术深的，臣民就服从；责任重道术浅的，就有凶险。所以贪图小的快乐伤害义，玩弄小的聪明损害道，小的巧辩危害治，苛刻凶狠伤害德。而伟大的德政无凶险，所以百姓民众容易遵循；最好的统治宽松缓裕，所以下层百姓不相争斗残害；最一精一诚的忠实返回朴素，所以民众不奸邪。商鞅为秦国设置犯罪株连的法令，因而百姓们怨声载道；吴起为楚国制定削减爵禄的法令，因而功臣们纷纷背叛。商鞅之立法、吴起之用兵都是天下最杰出的。但就是商鞅的严刑苛法使秦王朝灭亡，这是因为商鞅只知道依靠法令的条条框框这样的文字来执法，而不懂得治与乱的根本之所在。同样，就是吴起的军事用兵削弱了楚国，这是因为吴起只熟悉布阵打仗的事，而不懂得宫廷的权谋。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他的女儿，这骊姬不是不美艳，但史苏就为此事而感叹，这是因为他已预见到晋国四代将要蒙难。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在黄池战胜晋国，这不能不算捷报频传，但  伍子胥  (《淮南子》人物)就为此忧虑，这是因为他预见到夫差必被越王所擒获。齐国公子小白逃亡莒城，晋公子重耳流亡曹国，不能不算困窘，可鲍叔跟着小白，咎犯跟随重耳，并辅助他们，这是因为鲍叔和咎犯知道小白和重耳终有一天能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退守栖身会稽山修政处事毫不松懈，谋划复兴从不停止，这是因为勾践知道祸会向福转化。赵襄子伐狄连胜两场却面露忧色，这是因为襄子担忧这福会转变成祸。所以齐桓公丢失汶却反而称霸，智伯兼并晋国却反遭败灭。圣人能从重重叠叠的现象背后看到祸福的转化，并能考虑到曲折乖戾处的祸患。原蚕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不是说不想两次获利，但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禁止这样做，因为两次收获会影响桑树的正常生长。离谷比稻谷先成熟，但是农夫就是锄掉它们，这是因为不要因获小利而影响大的收获。家里老人吃不同的饭菜，用不同的餐具进食，小辈儿媳赤脚送食物到厅堂，跪着给老人长者斟倒羹汤，这样做不是不费功夫，但就是不省略这些礼节，这是因为省略这些礼节就会伤害义理。由媒人说媒订婚约，男女双方聘纳礼品后才能娶走媳妇，男方家人还得穿着礼服去迎亲，这样做不是不烦琐，但就是不能变更这些礼仪，这是因为用这些礼仪来防止一H一乱的。让百姓们互相暗中监视，谁犯法便马上报告，用这种方法来举报案情，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好采用，但就是不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会损伤到百姓间的和睦关系，并使仇怨由此结下而无法解开。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凿一小孔就会导致由此产生的百处缝隙，这就好像种下一树苗便会长出千枝万叶来一样。开凿出一小孔不足以会引出什么事来，但随之引出的百余处缝隙就足以将整个事情搞坏；栽下一树苗不足以有什么收益，但随之生出的繁枝则足以引起麻烦。愚蠢者常常被小利所迷惑，从而忘记有可能带来的祸害。菖蒲虽然能除去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用它来编席子，因为它会招引蛉穷虫；狸猫能捉老鼠，但人们不会让它在院子里挣脱跑开，因为它会吃掉鸡子。所以有些事利小而危害大，有些事是这里有所得而那里有所失。因此有时候下棋，贪吃了对方两子，反而使自己无路可走，但有时候让对方一着棋，反而取胜了。贪利占小便宜的行为是不可以算作德行的，同样，依靠智巧心计办事也不能算作法则的。所以仁和智是人的美好资质。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智，就是了解人。爱人，就不可能滥用酷刑；知人，就不易引发动乱。根据礼仪法度治国，就不会发生荒谬之事；不滥用刑法，就不会有暴虐的行为。上面没有烦琐杂乱的管理，下面没有怨声载道的情绪，那么社会各种灾害容易被消除，而中正平和的局面就会兴起。这就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书》说：“能够既圣明又惠仁，黎民百姓就缅怀追随他，哪用为兜忧虑，哪用迁徙有苗！”智伯有五种过人的才能，但仍免不了死在他人手里，这是因为他对人不仁爱。齐王建有三种过人的技巧，但仍被秦国俘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贤能。所以没有比爱人更伟大的，智没有比了解他人更大的；仁和智都不具备，即使审察聪慧敏捷灵巧，勤劳辛苦，也不免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