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晋王朝西晋王朝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公元280年，立国数十年，将士十余万，累出  孙坚  (《鲜卑帝国》人物)、孙策、  孙权  (《鲜卑帝国》人物)、  周瑜  (《鲜卑帝国》人物)、  鲁肃  (《鲜卑帝国》人物)、  陆逊  (《鲜卑帝国》人物)、陆抗等明主名将的东吴在西晋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竖起白旗投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归于一统。西晋国家统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史书充满溢美之情地赞誉道：“太康之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馀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然而正是在这个夜不闭户的太康盛世的20年后，中原大地上诸王并起，直杀得血流成河、尸集如山，而边境的少数民族趁机纷纷跃马中原，与晋王朝角逐天下，五胡乱晋由此开始，鲜卑拓跋部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中原的历史舞台。公元316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汉国皇帝刘聪擒杀，西晋正式宣告灭亡，离晋武帝  司马炎  (《鲜卑帝国》人物)接受曹魏禅让建立西晋王朝仅仅53年。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如此迅速地崩溃呢？不是因为白痴皇帝，不是因为贾后乱政，不是因为八王之乱，也不是因为五胡乱晋，根子上的原因源自它的一项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西晋王朝败亡于九品中正制，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九品中正制而灭亡的朝代。我们来看一看西晋王朝败亡的经过，从三国一统的太康盛世说起吧！国家的强盛和繁荣为西晋的统治者们带来了什么？做为国家统治阶层的豪强地主、门阀士族再也没有了镇压黄巾大起义时诸候并起、争逐天下的豪情壮志，剩下的只是奢侈腐化、贪婪堕落。晋人推崇杨朱，他是被  孟子  (《鲜卑帝国》人物)评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人物。杨朱不信来世，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晋人说“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到头来都是一把烂骨头，谁知道烂骨头有好坏之分呢？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应尽情享受，不必考虑死后的事情。太尉何曾以奢侈著名，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他儿子何劭更甚，“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世说新语·汰侈》中对当时士族豪门穷极奢侈的描绘， 象石崇宴客、竟比珊瑚、人乳饮猪、金沟跑马等等典故足以令后人瞠目结舌。散骑常侍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劝酒的美人。王导和  王敦  (《鲜卑帝国》人物)两兄弟曾一起去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以致沈醉；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 石崇家厕所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让入厕者换过后再出来。客人多因羞不能如厕。石崇与王恺争豪斗富，并穷绮丽，以饰舆服。王恺用糖膏刷锅，石崇就用密蜡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蚕丝作路两旁的屏幕，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作屏幕，长五十里。石崇用花椒粉和泥涂房屋，王恺就用赤石腊涂墙。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每助恺。把一株高二尺的珊瑚树许赐给王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王恺声色俱厉，石崇平若无其事地说道：“不值得生气，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和王恺那样的珊瑚树多了去了。王恺惘然自失，不知所措。武帝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并用琉璃器具，百余名美女著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烤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拂袖而去。王济喜欢跑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魏晋间，儒学衰微，玄风日上。一些门阀士族的精英们，什么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皆以谈玄论道为荣，理家治国为末节。惹得士人争而效之，不关心政治，整日夸夸其谈，不务正业，聊得东西莫名其妙。魏晋时代怎么会形成这么一种社会风气呢？那就要从九品中正制说起。九品中正制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官吏选拔的政治制度。魏文帝  曹丕  (《鲜卑帝国》人物)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其主要内容为：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为什么会登上历史舞台呢？它有经济和社会基础。东汉是庄园经济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凭借庄园经济带来的强大物质基础，豪强势力强大到欲与皇权一争的地步，汉末的党锢之争充分地显示了他们之间斗争的激烈，以宦官打头阵的皇权势力最终占据上锋。黄巾大起义却给豪强们一个机会，在镇压起义过程中迅速崛起，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高门士族由此形成。  曹操  (《鲜卑帝国》人物)一边打击地方豪强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一边为了政局的稳定，不得不拉拢他们，九品中正制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由陈群制定，被曹丕定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既弥补汉代举贤良制度的缺点，尽量的网罗人才；又能确立高门士族既得利益，来巩固整个统治集团。然而曹丕却忽视了两点，对一个国家政权来说，生死攸关的两点：第一，九品中正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公开化、制度化。一方面，它促使豪门士族公开的腐化堕落，另一方面，老百姓怎么可能支持一个在制度上确立了不平等的朝代呢？  孔子  (《鲜卑帝国》人物)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要正确明白地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孔子是这样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老百姓不怕贫穷，可以吃苦，怕什么呢？最怕不平均。亡国，不是非要等老百姓吃不上饭才亡国，不均才是亡国的根本原因。你能说曹魏穷吗？西晋穷吗？北魏穷吗？不穷，甚至国家是富裕的，可是他们为什么纷纷亡国了呢？亡于九品中正制，即亡于不均!孔子尚俭有两层意思，在社会财富不足的情况下，让人们节约，不要浪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不要夸富，不要向社会昭示不公平。以石崇为代表的富人们恰恰不懂，临死方知，晚了！不均还要夸富，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西晋王朝高门士族共同的悲哀。第二，九品中正制削弱了皇权。它使高门士族取得世袭罔替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超越皇权。先来说一说曹魏政权，按照九品中正制的划分，曹氏是一个宦官之后，他该怎么算品呢？而司马氏则是河内望族。当然，品的划分是在曹家称帝后，但这帮高门士族内心深处还是要攀附上祖宗的。东汉的党锢之争，就是宦官与士大夫之争，说白了，就是皇权与豪门士族之争。曹操身上太多宦党的烙印，北方士人依附袁绍，荆州士人先依刘表后附刘备，连  诸葛亮  (《鲜卑帝国》人物)的《隆中对》都讲“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曹操连皇帝都有，为什么没有人和呀？读读陈琳为袁绍讨曹操檄，一看便知。为什么刘备以前穷途末路，却在袁绍、刘表等士族豪强的代表败亡后人气聚升呢？九品中正制岂不是为司马氏替代曹氏打下基础了吗？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朝代，个个都是短命王朝，曹魏、西晋、孝文改制后的北魏、南朝的宋、齐、梁、陈。唯一一个挨了145年的王朝，是东晋，它为什么过了一百年呢？因为它有外患，高门士族争相北伐，转移社会矛盾，具体问题我将在东晋的历史中予以分析。这种朝代既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又使皇权受到高门士族的威胁，不亡何待！言归正转，我们还是继续来讲述西晋的历史，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形容强盛统一的西晋王朝走向末路再恰当不过了。在奢糜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一反伐吴前清廉俭约的作风，生活变得奢侈无度。当年那个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开国皇帝不见了，那个曾经因为御车的青丝绳断了以青麻代替、御医进献雉头裘而当众焚之的司马炎已成为历史。人性的丑陋在安乐之境彻底崩发，打下吴国之后，司马炎诏选孙吴宫人五千人入宫。颇事游宴，怠于政事，宫中妃嫔的人数几乎接近一万人。晋武帝经常乘坐着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宫人竟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正直的大臣感到不满意。大臣山涛经常规劝，司马炎知错而不能改。皇帝也是平凡的人，人如果真能戒掉所有欲望，那不都成圣人了吗？司隶校尉刘毅更是语出惊人。一次，司马炎到南郊祭祀，典礼结束后，司马炎感叹地询问刘毅道：“我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大家知道，桓灵二帝出了名的昏君，大汉的基业葬送在这两位手里。司马炎不满道：“我何至于到这个地步？”刘毅说：“大家都卖官，桓灵卖官，钱都进了官库，陛下卖官，钱都进了私门，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灵。”司马炎大笑道：“桓灵之世，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灵了。”刘毅是个很有见地的人物，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上疏请求罢中正，除九品，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用心百态，营求万端，廉让之风灭，争讼之俗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史书中称司马炎善其言而终不能改，士族集团是他统治的基础，他怎么能自毁长城呢？再一个，魏晋时代士族豪门正处于上升期，他哪里有胆量与整个士族集团做对呢？司马炎是个思考问题比较全面周详的人，他缺乏的是锐气，只能说他是一个循规守成之主而非开拓创新之君。在关系到西晋王朝根本利益的帝位传承问题上，这位自诩比桓灵二帝聪明的晋朝开国皇帝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公元267年，司马炎的长子9岁的司马衷被立为太子，并在他百年之后，成为大晋国这只豪华大舰的领航人。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引发了一系列的潜伏的社会矛盾，紧接着贾后乱政、八王之乱、五胡乱晋，大晋国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司马衷究竟何谁人也呢？请看下一集，白痴太子的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