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来当权

清廷在同英法交战、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皇权在不自觉中又进行了一次更替。清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这同幼主登位，决策者发生变故有关。

咸丰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贯强硬。恭亲王在兵临城下的北京，几乎是别无选择地签订了《北京条约》，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逃亡承德的咸丰帝作出。咸丰皇帝不太愿意妥协，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留守北京的官员竟然发生奇妙的转变，他们开始对外国侵略者心存幻想，由抵制外夷转而亲近，他们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并在此后的很多年内一直力图维持这种关系，这与逃亡在外的咸丰朝廷是有着很大分歧的。

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刻，咸丰帝竟然病死承德。咸丰帝旁边有几位作风强硬的抵抗派，以肃顺为代表，急欲维护清廷统治，希望能够纠正政府各种弊端。肃顺作风泼辣而严厉。肃顺颇受咸丰赏识，并逐渐取得了实权。咸丰去世前，立下遗诏，立5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并任命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辅佐幼主处理政事。载淳的生母慈禧，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慈禧善于玩弄权术，同恭亲王商量，发动政变，处死了护柩回京的肃顺。此举得到列强的支持，1861年11月11日幼帝即位，年号同治。皇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在此后的47年中将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男人来中兴

清廷经过政权更迭，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政权上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着稳定。之后，清政府内有奕、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抚，似乎景象一新。这段时期也被叫做“中兴”。有学者曾说过：“欧洲人的到来，中华帝国领土的扩大与中国人口增加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外部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自我修复的需要，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另一个时代过渡。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武装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捻军趁太平军*时开始由原来分散的组织发展为联合作战。清政府对其所投下的*力量之大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在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站稳了脚跟后，捻军频繁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令清廷很是头疼。

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他们部队使用了土炮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朝廷继续派出曾国藩剿灭捻军。各地动荡的局势使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帝国制度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从起义军手中收复的城镇，民心需要安抚，民政需要恢复，这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同样是一场考验。清朝出台一套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办法，对于因战争受破坏的地方，田赋豁免。其他地方，鼓励耕作，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都掌握有强大的军事武装。清廷收敛起一贯的傲慢气焰，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兴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

三辩定乾坤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未曾给中国太大的触动，“二鸦”给天朝带来的可是无限创痛。京师被洋人攻破，帝国都城三千多年来头一次被洋人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外逃，避难于避暑山庄，还英年早逝一命呜呼。痛定思痛，朝廷决定改弦更张。

由于对如何解决国内重重危机，是否需要向洋人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等诸多问题上的差异，朝廷官吏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大派别。洋务派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这是洋务运动的目的。两派都是要维护清朝统治，但是怎么维护在手段上是有区别的。一方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就行了，一方说洋一把吧。洋务派跟顽固派进行了三场论战。

第一场就是华夷之辩。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的统治和伦理道德。中国近代的探索举步维艰，小日本为什么一下就成功，甭管我跟谁学了，我都还是日本人。中国几千年都是人家跟我们学，现在我们跟他学，学了以后我还是不是我？中国人这种观念非常强烈，你如果让我们学洋人的东西，那就是以夷变夏，如果中国人都认为洋人先进，北大清华毕业生都跑美国去，这不就是以夷变夏？当然这个很容易取得胜利，因为甭管是顽固派和洋务派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用洋枪火炮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保卫儒家文明。

第二场辩论是道器之辩。道是制度，器是技术。中国人是看中制度还是看中技术？当然是看中制度。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抵御外辱。洋人来了之后怎么抵御他，给他上课，讲四书五经，拿经书把洋人干掉，顽固派一帮人都是理学名家。洋务派说，大学士您说得太好了，但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已致酿成庚申之变”。恭王当朝问顽固派代表倭仁老师，下次再发生庚申之变，联军打北京你敢不敢到前线去跟英国人理论，敢不敢披着你的甲胄，举着你的干橹去给人上课？如果你敢的话，则本王唯大学士之命是从，吓得倭仁二十多天没敢上朝，说我脚崴了走不了。

第三场义利之辩紧跟而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王安石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人物)就是这么被攻击的，整天修工厂弄铁路，不就是一帮小人嘛。最后朝廷明白了，皇太后也明白了，光在那儿嚷嚷口号，国库里的银子能自个儿长出来？洋务运动通过这场辩论基本上是把顽固派的势力给打下去了，洋务运动兴起、发展起来。

衙门理事多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的势力主要是总督和巡抚，他们掌握地方实权。曾国藩两江总督迁直隶，直隶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直隶、河南和山东的军民政务。而由于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因此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曾国藩一走遗缺就由李鸿章补，所以李鸿章也是两江总督迁直隶。

清中期以后对于地方大员定设八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另有漕运及东河、南河总督三员。两江是最富庶的地方，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地盘也大。左宗棠是闽浙迁陕甘，张之洞是两广迁湖广，基本上清朝地方八个总督这就占了四个了，张之洞做湖广总督长达三十多年。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管辖一省或二三省，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从一品。

第二章良辰美景他家田2.师夷长技不制夷（3）

曾国藩在危难之时，维护了清朝统治，维护了旧文化。他虽然并未亲身参与同英法联军的战争，但是西方人的势力深入长江，在长江一带作战的曾国藩深知，旧文化并不能救中国。曾国藩注重水师，认为水上优势也能决定陆上优势，西方的军器和练兵之法在我们之上，所以他提倡自强，要购买西洋轮船枪炮，以夷器制夷。

后来的中国认识到，夷是制不了的，不被夷制就不错了，唯有自强。夷的洋枪火炮太厉害，所以，洋务运动前期“自强”为旗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的天津机械制造局。通过洋务运动，清朝的军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的军队五百年才完成的由冷兵器向火药兵器的过渡。

洋务运动作用相当大。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南京的时候，湘军还放箭。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已经开枪。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比日军要领先了，再打不过就是怂兵怂将的问题，不是装备的问题。电视剧里一演，都辛亥革命了，清兵还举两铜锤，那纯粹是瞎扯，是为了突出武打效果，抱一挺机枪怎么武打？其实清军的装备水平，已经不比列强差多少了，尤其是轻兵器。可能机枪大炮这玩意不行，枪这些东西没问题，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保卫国家的作用。

洋务派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燃料运输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建了近代的民用工业―李鸿章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天津的开平煤矿，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民国的时候，最大的兵工厂就在汉阳，所以那时候士兵用的枪叫汉阳造，其实就是仿的德国毛瑟枪，为什么在汉阳造，汉阳有最大的兵工厂，兵工厂为什么在汉阳，因为汉阳有铁厂。

洋务派还筹划海防，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建立后，成立海军衙门。

中国几次败仗吃的就是有海无防的亏，大海不像陆地，大海是连成一片的，朝发夕至，从哪儿都能过来，所以有海无防吃亏就吃大了。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保举李鸿章到上海操练淮军。李鸿章提出专设海防的想法。1875年之后，朝廷任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不久，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因为对在英国定造的军舰不满意，经过反复比较后，李鸿章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1881年，李鸿章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当时美国海军是世界第十二，中国北洋水师是世界第九，还不算南洋、福建水师。

洋务运动还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1872年到1875年，政府每年派三十名幼童去美国留学，一去要在美国待很多年，而且这些个孩子生死各安天命，去的都是穷孩子。有钱的孩子谁敢上那儿去？不像今天去的都是有钱的孩子，有钱孩子科举做官，没事上美国干吗去？没人愿意出国的。那会儿一说出国都是去外夷，没准让那儿人给吃了，没人敢去。所以只有这些人去美国，去的时候长袍马褂大辫子，回来全都西装革履小分头，给李中堂磕头的时候都得小心磕，因为辫子是假的，别一磕头辫子掉了，大逆不道。

可惜这些人学成的非常少，大概就第一批幼童有学成的，你想这一帮人到了美国，他们看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自由比这个专制要强得多，人家那儿见总统都直呼其名，咱这儿见皇上还得跪着，这多不好意思。原来咱们中国派驻在国外的使节，新的使臣来旧的使臣要归国，得到码头上去迎接，新的使臣宣读圣旨，使馆全体人员跪在那儿，接这个圣旨，外国人就跟看耍猴的一样围一堆看，怎么回事，这玩意太好玩了，念什么呢都在那儿趴着，念完圣旨以后才到使馆。后来中国人也感觉这个太有伤国体，所以就奏请朝廷，朝廷批准了，这仪式在使馆里举行，咱就别在码头上现眼了。因为搁中国肯定都得在哪儿，码头上，钦差大臣来了你得迎到码头上，你得出城多少里去迎，跟那儿就得宣圣旨，就得跪着，你不能回到衙门才跪接。公使夫人裹完小脚，晾那裹脚的白布，洋人就以为中国国丧，以为皇上死了，都来吊唁来了，惊闻大皇帝不幸去世，我们都来哀悼。中国人傻了，没这事啊。那人说你这为什么挂白布啊，那是裹脚布，洋人不懂好好的脚干吗裹起来，所以好多观念一发生冲突这一帮人就不愿意再接受清朝这种封建的统治，朝廷一看，坏了。

于是下诏，召回当年出国的这批幼童。相当多的孩子没有完成学业就回来了，有的是上了大学，也有的不回来了，就在他那个寄养家庭的掩护下跑了。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五集的纪录片，幼童好几个跑了，跟当地人结婚，采访他的孙子，长相完全是白人，而且只能说英文，一句中文都不会。而这些回来的人，就把先进的观念带了回来。

未富先破产

洋务运动谈不上破产，它只是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原因是什么？就是只引进技术不改进制度。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我们的制度比洋人好多了，独火器万不能及，就这一条不怎么样，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我们只需要学外国的军事技术就可以了，别的我们都不用学。我们远出西人之上，用得着跟他们学嘛，他们应该跟咱们学。

而郑观应认为：你要学就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体，不能光学不用。咱们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郑观应明确提出来不能这么干，人家“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你光学洋枪火炮轮船水雷这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近代学习西方，日本学得比较彻底，包括1888年近代亚洲第一部《大日本帝国宪法》，甭管它多保守，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日本在亚洲第一个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另外，对洋务运动进行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发现洋务运动得以兴起，是在一没内忧，大规模农民反抗刚刚被*的情况下开始的。二没外患，列强忙于巩固既得利益，所以没有大的战争爆发，中外各种势力暂时“和好”。而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刚刚萌发，比较弱小，所以没有人反抗朝廷。随着列强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东西，他们可就不再满足。农民起义虽然被*，但是以后农民还要进行反抗，资产阶级随着力量的强大也会起来反抗，所以这个内忧外患只是暂时平息，洋务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