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代经济制度上面讲的是政府之形成，及其职权分配之内容。下面要讲到支持政府的主要经济问题，即赋税制度。汉代对于轻徭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战国时  孟子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人物)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石多一点的税。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见旬悦《前汉纪》），并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然而汉代税制，有一个大毛病，当时对于土地政策，比较是采用自由主义的。封建时代的井田制早已废弃，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他可自由使用，也可自由出卖。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若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政府税额轻了，农民还要卖去自己的田地呢？这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须讲到当时的人口税兵役税，乃及社会经济之全体貌。此刻无暇涉及。但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他就变成一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即十分之五）。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这是讲的田租。但这里已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封建时代，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依时还受，这是井田制度一项主要的条件。现在封建破坏，土地归民间私有。既属私有，自可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谁属。卖田的和买田的，双方共同成立一种契约。这纯是民间经济贸易关系。所以在自由买卖下的大地主，并不即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则由经济条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买进，也可以自由卖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再说全国土地，也并非全属耕地。则试问非耕地的主权，又是谁的呢？一座山，一带树林，一个大的湖，在封建时代，自然是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耕地非耕地，同样该属于贵族。耕地开放了，散给农民，平均分配，成为井田，而非耕地则成为不公开的禁地。山林池泽，贵族另派管理员如虞人之类去看守。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这一些时时闯入禁区的，在当时被目为盗贼，而他们这种耕地以外的生产，则称之为奸利。政府设官防止，有权征讨。待后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这是关税商税之缘起。所以称之曰征者，原先是征伐禁止的，后来只以分享获得为妥协条件，而仍以征字目之。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然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贯。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代相传之禁地，则仍为公家所有。换言之，即成为王室所有。此因封建贵族都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承袭旧来的封建传统，所有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时人观念，便全归皇室。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这一分别，若非从封建时代之井田制度以及其他土地所有权之分别转变说来，便不易明了。现在再说，此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划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后来遂吃了大亏。清代如此，汉代亦复如是。商税渐渐地超过了田租，于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盐铁商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盐没有一人不吃的，铁也没有一家不用，而煮海成盐，开山出铁，这山与海的主权，却在皇帝手里。现在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之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可是我们远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总还遵循这一政策，总还不离于近代之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这些制度的后面，自然必有其理论的根据。我们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所以我讲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却远远从古代井田制度与山泽禁地在法理上所有权之区分，直讲到少府与大司农的税收之分配于政府与皇室之由来，而由此再引申出盐铁官卖来。这并不专是一个思想与理论的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极占重要的历史传统之现实情况来决定。为了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争辩得很久，到汉昭帝时还有一番热烈的讨论，全国各地民众代表和政府的财政主管大臣在特别召集的会议席上往返辩论，互相诘难。有当时一位民众代表事后留下一份记录，就是有名的盐铁论。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而当时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则非熟究当时人的意见，是无法悬揣的。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我们概括上述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但并未能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尽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