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军战败的原因（一）清政府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英法侵略者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殖民特权，进行了历时四年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它们既要尽量扩大殖民特权，又要保存清政府为其效力，所以不得不把军事进攻的目的限制在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所提侵略要求的范围内。英法两国领土不大，兵力有限，既要在欧洲争霸，又要向全球扩张，还要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不可能集中大量兵力侵华（四年之间，侵华军由二千余人逐次增至二万余人）。它们同中国远隔重洋，运输补给困难。加以英法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在侵华利益上暂时一致。而中国又如此之大，决非区区数万之兵可以占领。因此，它们只能借助外交上的一一谋诡计和威胁恫吓，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怯懦，以有限的军事进攻，达到其攫取更大殖民特权的目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能够激发爱国军民的极大义愤。其次，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本土作战，补给容易，地形熟悉，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大沽清军第二次抗登陆作战获胜表明，只要具有坚定的抗战决心，进行充分的准备，采取符合敌我情况的战法，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不仅不能利用有利条件，而且采取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清王朝残酷剥削压迫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起义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危境。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乘机发动侵华战争，以达到其既迫使清政府屈服，又保住清王朝统治的殖民主义目的。清政府从维护其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出发，采取了适应英法等外国侵略者需要的卖国政策，在英法军事胁迫、政治讹诈面前，不惜丧权辱国，谋求与侵略者妥协，换得对人民起义的镇压，保住其反动腐朽的统治，因此，自始至终坚持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依据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清廷在兵力使用上，注重对内镇压，放松对外御侮。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天地会和西南各民族起义武装的军队约有四十余万人，而用于抗击英法联军的军队则仅二十余万，其中不少是未经战阵的京营禁旅和临时从东北等地抽调来的部队。他们“初经行阵”，经不起洋洋炮的打击，以致往往“望尘而靡”。①在海防战备方面，除广东虎门地区外，沿海各省的海防均甚薄弱，炮台陈旧，一攻即破。此外，派往沿海各省的督抚大员，有的消极避战，有的临阵脱逃，虽有某些将领和军民英勇抵抗，终究形不成统一的抗战力量，更无法发展成为象恩格斯当时所期望的普遍开展的人民战争，致使侵略军得以使用有限的兵力，长驱直入。尤有甚者，正当北方战事未艾之际，上海的买办官僚竟向英法侵略军求援，并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队”，联合进攻太平军。这是清政府卖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出现的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抬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英法军的火箭和霰弹轰击。至于内河水师，由于船小炮小，二三百只战船竟打不沉敌人的一艘炮艇。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英法军队的作战方法也有所变化。在克里米亚等战争中，欧洲各国军队基本上都采取散兵战，并更加重视炮兵的炮火准备，以保证步兵的冲击奏效。骑兵除用于侦察外，经常用于对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突击，和扩张步兵所取得的战果。海战方面，除了继续运用水陆协同配合、迂回侧击等战法外，还采用了以吃水浅的炮艇绕过对方要塞，配合大型战舰实施夹击等战法。这些战法，英法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体上也都运用了，并取得成效。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既没有认真研究侵略军的作战特点，也没有探求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固步自封，保守老一套的战法。不少将领始终认为侵略军长于水战而短于陆战，因而一直忽视加强陆地纵深设防。水战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利用火船、火筏等原始方法对付以帆力为主的敌舰，尚且收效甚微，而此次仍用这种老办法对付运转灵活的蒸汽炮艇，显然更难奏效。前线将领中，如叶名琚谭廷襄等固然纯属军事上的门外汉，就是颇受咸丰帝器重的僧格林沁，也同样墨守成规，不能因敌因势制宜。他既不善于使用正兵，更不善于使用奇兵，又不虚心采纳正确意见，以致大沽失守，一败再败。他虽是骑射出身，却不会灵活地指挥骑兵作战。这次战争中的骑兵作战，是近代史上中国骑兵与欧洲骑兵第一次交锋。由于僧格林沁没有根据武器装备敌强己弱，战场情势敌人侧后暴露等特点，首先使用步兵与敌接战，待敌进攻队形出现混乱时，再使用骑兵冲击，更没有大胆使用骑兵绕击敌人侧后，断敌交通线，袭敌后方及炮兵，以致虽有优势的骑兵，不但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反为敌人所败。（三）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抗击侵略者中国人民，特别是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广东和津京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以大无畏的革命一精一神，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样，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本来，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后来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制服侵略者的可靠力量。当受到侵略军再次严重威胁时，就连咸丰帝也曾下令动员民众抗击侵略者。可是，他们又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危及其反动统治，因而总是多方束缚群众的手脚。另一些人，则公开把人民群众看成比侵略者更为危险的敌人。叶名琛在战前曾下令血腥屠杀广东起义群众十余万人。谭廷襄则叫嚷“从来御外以靖内为先”。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前夕，天津的一些铺户、船民、盐民等要求彼此联络，共御外侮，桂良等竟把这种正义行动说成是“民情汹汹”，“盗贼四起”，并进行压制。统治者依靠装备落后、战法笨拙的政府军打不赢外国侵略者，又不敢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结果只有走丧权辱国、妥协投降的道路。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由于战败，清政府被迫作出全面让步，完全满足了外国侵略者所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公使驻京，使侵略者得以逐渐影响和操纵清政府的活动；大批新的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和深入长江中游；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有关通商、海关、税率的各种规定，使中国对于外国的经济侵略更加难于抗拒；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并为传教士进行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英国强租九龙、沙俄割占东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总之，这次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在战争中，侵略军不仅攻占了中国两个重要省城，而且兵不血刃地侵入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脏北京，皇帝逃出都城，“天朝大国”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这次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公开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起义武装。1861年11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后不久，继位的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年仅六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奕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她进一步执行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公开实行“借师助剿”的方针，企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英、法、美、俄等国为了确保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殖民特权，也乐意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在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的情况下，太平军和捻军等起义武装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