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武装入侵越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国内资本空前未有的集中，金融资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膨胀，使法兰西共和国成了金融君主国。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法国的金融寡头们加紧向国外投资，并更加强烈地要求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列宁于1916年指出：“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①。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

理（1832―1893），正是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忠实代理人和殖民政策的狂热执行者。1880―1881年和1883―1885年，他代表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两次组阁。1881年，当他初次主持政府的时候，不经众议院表决，就出兵占领突尼斯。以后，又向非洲其它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在印度支那（通常指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法国企图完全占领越南，进而侵入中国。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即中南半岛）东部，东南两面临海，北面与中国云南、广西二省邻接，西面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南北长约一千六百余公里，东西最宽处（北部）约六百公里，最窄处（中部）仅五十公里，总面积约三十二万九千多平方公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口约二千三百万，军队约七万人。越南全境五分之四为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高原，红河以北地区海拔在五百至一千五百米之间。中越边境有的山峰海拔二千米以上，山间谷地较宽，高平、那岑、谅山等处的谷地为中越间天然通道。出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温高（年平均24℃以上），湿度大，风雨多，雨季（5月至10月）、旱季（11月至次年4月）明显，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十九世纪时，越南划分为南圻（南部十省）、中圻（中部四省）、北圻（北部十六省）三部分，国都为顺化。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早在十七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就来到越南，大搞间谍活动。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被殖民劲敌英国排挤之后，越南更成了法国向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它企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强大据点，阻拦英国人进一步向远东扩张的去路，以便自己独占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同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南和中部地区的侵略道路。法王路易十六（1754―1793）曾根据百多禄主教（在越南等地传教的法国殖民主义者）1787年的奏议，制定了未来“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实际步骤。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统治者拿破仑第三（1808―1873）继承路易十六的衣钵，加紧对越南推行炮舰政策。1856年，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公然炮轰土伦港（今岘港），并于1858年强行登陆，一度予以占领。次年，又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随即从侵华法军中抽调三千五百人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于1862年6月强迫越南阮福时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把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割归法国。这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1863年，法国又强迫越南承认柬埔寨受法国“保护”，进一步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游广大地区。在第一次《西贡条约》中，法国特地把法国船只（包括军舰在内）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塞了进去，这是与它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向中国云南等省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查，法国侵略者发现湄公河的上游（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滩多流急，航行甚为困难，同时又得知红河为中越交通要道，于是，便把注意力从湄公河转移到了红河。它决定占领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以便沿红河侵入中国西南地区。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暂时推迟了法国对越南北圻的军事侵略，但准备工作从未间断过。1871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堵布益①以帮助云南清军采购军火为名，对红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证明溯红河可以航抵中国，保胜（今老街）以下可通汽船。从此，占领北圻，由红河直达中国，便成为法国殖民者在亚洲扩张的主要目标了。1873年11月，由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出的一支侵略军在安邺率领下侵占河内，接着组织上万雇佣军，连陷海一一、宁平、南定等城。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驻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二、黑旗军援越抗法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其领袖刘永福（1837―1917）系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7年因受清军逼迫，刘永福率众数百，进入越南北部，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壮大，发展至二千余人。与越南人民休戚与共的黑旗军，对法国侵略者十分痛恨，因而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请，由刘永福率领千余人，配合越南军民抗战。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于河内近郊击毙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邺，大获全胜。然而，腐朽的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又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的更大报复，急忙与法议和，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授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由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由于红河上游地区为黑旗军所控制，法国侵略者无法直窥中国云南，因而视黑旗军为眼中钉，决心拔去。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1881年7月，在茹费理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侵越军费。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海军上校李威利（又译为李维业）率军数千北上，再次发起对越南北圻的武装侵略，4月占领河内，次年3月又占领南定。法国侵略者还不断溯红河向上游进犯，并悬赏十万元攻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气焰十分嚣张。法国侵略者再次侵犯北圻，刘永福深知“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②，因而又一次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数千人，会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灸所部军队，向法军发起反击。1883年5月19日，黑旗军在越南军民配合下，于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以伏击战法歼敌数百人，毙李威利等法国军官三十余人，迫使法军残部龟缩河内。纸桥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以西贡法军司令波滑继李威利为北圻法军统帅，除增派陆军外，并成立北圻舰队，由海军少将孤拔（1827―1885

）指挥，又以法国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为特派员，代表法国政府监督侵越法军的军事行动。8月，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拨率海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由波滑率领的法军在怀德、丹凤等地屡遭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何罗芒不得不派波滑返回巴黎，要求增加援军。但是，由孤拔率领的海军却攻入顺化，趁越王阮福时病死、政局不稳之机，强迫越南政府于8月25日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企图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便肆无忌惮地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三、中法战争的爆发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①，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当越南遭受法国侵略时，其国王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抗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国派兵前往救援。可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把持下，为了维护其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实行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①的是恭亲王奕诉，而一切重大外交事宜，实际上经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奕和李鸿章等俯首听命于那拉氏，对外推行退让妥协政策。面对法国的武装挑战，清统治者虽然从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之请，陆续增派了一些军队驻扎于越南北圻，但一再交代“不可衅自我开”，对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也不予公开支持，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②。与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态度相反，清朝政府中以两江总督左宗棠、山西巡抚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为代表的主战派，积极主张抵抗法国的侵略。这种主张，客观上反映了

广大人民群众和清军中爱国官兵对法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西南边境危机的深切关注。清廷外受法国的逼迫，内有人民的压力，从其切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最后才不得已对法国的侵略行径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1883年9月下旬，清廷命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海防。10―11月间，清政府在给前敌将领的谕令中明确提出：“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即着督饬官军，竭力捍御，毋稍松劲”，山西“与北宁相距较近，必应固守，以成犄角之势”①；同时，公开奖励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云南等省，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883年2月，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并由一贯蔑视中国、认为中国“不足道”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更加加紧了侵华步伐。侵略者供称：“我们在东京（越南北部）的行动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将由中国领土的开放得来”②。同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新的军事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并决定派遣军队一千八百名，配以各种舰船十二艘，前往越南，支援驻越侵略军。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便威逼清政府撤退所有驻在北圻的中国军队，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中国和它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清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法国便决定诉诸武力。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和派遣一万五千名远征军的提案，决定夺取山西、北宁，迫使清朝政府让步。12月中旬，法国侵略军悍然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战争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5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北圻红河三角洲内的山西、北宁等地进行；第二阶段从1884年8月到1885年4月，战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越南北圻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四、双方军队概况（一）法军概况及其远征军的编成在发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失败所造成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军事力量有所恢复，但并不十分强大。普法战争前，法国有步兵三百七十六营，加上其它部队，约有常备军六十万人。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适应殖民战争和对付普鲁士军事威胁的需要，法国加紧进行军事制度的各种改革。废止代役兵制度①，恢复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首创的国民义务兵役制，规定男子自二十岁至四十五岁止，凡符合当兵条件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律不准替代赎免。由于实行举国皆兵的制度，每年可招新兵十五万人，保证了充足的常备军现役兵源和战时大量扩编部队的需要。根据1875年通过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法国总统为全军最高统帅，指挥海陆军全部。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由高级国防会议决定。高级国防会议由内阁总理主持，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殖民等各部部长参加。法国陆军分本国军及殖民地军二种。本国军由步、骑、炮、工、宪、辎重、经理、卫生诸兵种组成，殖民地军只有步、骑、炮、工、经理、卫生诸兵种。在武器方面，法国在弥补了普法战争的损失之后，从1875年开始，又逐渐依靠自己的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新式炮把军队重新装备起来。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能生产口径三十七到三百二十毫米的各种火炮，其性能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及德国的克虏伯炮不相上下。法军轻武器主要是夏什普式中心发火击针后装线膛，口径十一毫米，射速为每分钟七发，射程一千八百米。此外，还有克罗帕契克连发和哈齐开斯机关炮（机关的前身）等。普法战争后，法国海军舰艇工业也有较大发展。1873年，法国首建钢甲舰，至1881年，便能建造万吨级军舰，装甲厚达十五英寸，航速达十四节。舰艇主要装备口径一百至一百九十毫米的中重型火炮和三十七、五十七毫米的速射炮。速射炮的射速每分钟四十至六十发。当时，法国扩军备战的军费开支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1883年法国陆军经费为五亿八千四百万法郎，海军经费为两亿零五百万法郎，共七亿八千九百万法郎，占国家总开支的22％强。正因为这样，法国政府有恃无恐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但是，法国为巩固和扩大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占用了不少兵力，加上财力毕竟有限，又要防备德国的进攻，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远涉重洋来远东作战。因此，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国远征军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总兵力最多时也只有两万余人。在大举进犯北宁中国防军时，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下辖两个旅和一个内河舰队。每旅辖三个步兵团和炮兵、骑兵、工兵、电信兵等部队。步兵、骑兵全部装备后装线膛步沧以及少数机关。炮兵每连有火炮六门，射程最大的可达十公里，有的是连珠炮（机关炮）。法国远征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本国兵约占三分之一；雇佣兵（由欧洲其它国家招募来的流氓打手）为数不多；附庸兵（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人）数量最大。这几种成分的军队待遇各不相同，装备、补给也不一样，因而互有矛盾。（二）清军概况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处于发展阶段。当时，除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以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兵工厂，仿制各种近代炮，并大量从外国进口武器，从而使军队装备有了较明显的改善。进口的步主要有英国1871年式马梯尼―亨利、李・恩飞后装，法国1866年式和1876年式夏什普击针后装，奥地利的曼利夏后装，美国的林明敦后装等。进口的火炮主要有英国阿姆斯特朗炮厂、德国克虏伯炮厂生产的各种口径的后装钢炮，美国的诺登飞和加特林机关炮等。仿制的近代炮也为数不少。其中江南制造总局在1867―1884年共生产了各种步近三万五千支，各种炮二百门。①但由于生产和进口的新式武器有限，远难满足全国军队的需要。据李鸿章当时奏称：“近年北洋购新式皆一精一坚适用，淮、练各军皆改习洋操；而滇、粤、闽、浙防军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讲求。”②因此，和法国侵略军相比，清军不但组织编制和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差距很大。陆军武器土洋参杂，既有后装炮，又有不少刀矛、鸟、土等，且式样繁杂，质量较差，又无统一的后勤机构保障作战供应。这些，都使军队作战行动受到影响。参加中法战争的中国军队主要是练军①和勇营。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变而成的防军②，以及大量临时招募成军的地方部队。这些军队的营制饷章大体都沿袭湘军旧制，均以营为单位。营一般辖前、后、左、右四哨。各营兵额，大营约五六百人，小营约二三百人。战争过程中，由总督、巡抚或提督负责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统领数营以至数十营的兵力。“而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将不相能，统帅、疆臣又复观望迟徊，各怀畛域”③，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指挥和协同作战。除陆军外，中国海军也部分地参加了战斗。早在光绪初年，清廷鉴于日军依仗军舰侵扰台湾，即有加强海防之议，认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④1875―1879年间，清廷对海防事宜抓得较紧，曾多次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认真筹办。初未形成舰队，南北洋大臣分别向外国订购和自造舰只，自行节制。后由沈葆桢等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从关税和厘金中调拨四百万两作为筹建海军的专款，拟于十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由于经费有限，建设的重点始终放在北洋。1879年，清廷鉴于海军建设进展缓慢，又令福建船政局将当时已有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中法战争前夕，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形成，分别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掌握。三支海军各有舰船十余艘，大多购自外洋，质量较好的铁甲舰以北洋居多，南洋次之。中法战争时期，有线电报已成为军队指挥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开始采用这一手段，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单纯依靠驿站传递命令和报告的状况。从1881年底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正式启用开始，两三年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大城市之间，以及广州与龙州、天津与山海关等地之间，都建立了电报联系。不过，云南以及北圻战场方面，尚未通报，仍靠驿递，以致“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问”①。迨至1885年初，龙州至宣光前线始通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