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是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分子就狂叫要瓜分中国，纷纷来华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害冲突，在此次联合侵华战争过程中，常常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执不下，如欲进而瓜分中国，则其内部矛盾势必加剧。更主要的是它们的侵略行径不断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以农民为主体的气势磅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帝国主义者看到，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①的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一精一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在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或者独立作战，袭扰和伏击敌人（如廊坊阻击战）；或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同清军并肩作战（如三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军将领调遣，从中“挑选一精一壮，编列成军”，遂行战斗任务。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和支援了清军的作战。然而，由于义和团是由民间秘密结社转化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爱国组织，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武装集团，更没有产生具有统帅才能的领袖人物，所以尽管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却不能发展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起不到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由于义和团受宗教迷信束缚，无视近代炮的杀伤力，不注意讲究战术，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加之义和团在政治上提不出切实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当的做法视为勇敢行为，对清政府顽固派的奸诈行径又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单靠农民自发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尽管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与步骤。同时，义和团运动也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概括地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①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终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②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进一步肯定。二、清军战败的原因清军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有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一）朝廷腐败，和战分歧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廷后、帝两党依然勾心斗角，和战分歧，加上东南各省督抚直接同帝国主义签约“互保”，以致朝廷内部分裂，中央同地方分裂。这样，最高统治集团不可能有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统一的政令军令，不可能形成全国协同一致、团结御侮的政治局面，使侵略军得以集中全力，放手向中国的北方进攻。而实际把持朝政的慈禧集团，又从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出发，玩弄“以团制夷”、“假夷灭团”的一一谋，时而煽惑义和团进行狭隘的民族排外行动，时而又出卖义和团，以奴才嘴脸乞求帝国主义的宽耍慈禧集团的所作所为，是断送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好形势、招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二）财政拮据，饷械短绌清政府财政拮据，“部库支绌”，只得命令各省紧急筹款和赶运粮食接济京师，令东南各省机器局星夜赶造军械，以应急需。但各省却以“经费奇缺”等为由，向朝廷叫苦；东南各省督抚为了迫使清廷停战求和，竟以“库储如洗”、“局存军火无多”为词，拖延和拒绝接济北方清军，致使参战清军饷械短绌。无疑，财力物力严重不足，也是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军事落后，指导无方清军在直隶地区有十二万人，加上四万勤王之师，共有十六万人，还有数万义和团配合作战。而联军总兵力最多时虽有十二万余人，但实际参战兵力仅有三四万人，每次大的作战行动，一般不超过两万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处作战时，清军在兵力上都占有两倍以上的优势，其所以屡战屡败，从军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最高军事当局昏庸混乱。清廷在宣战以后，委任荣禄统筹战事，与徐桐、崇绮、奕、载漪并军机大臣一起会商京师军务。从形式上看，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统一的指挥权。荣禄等人都是后党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听，军事指挥上墨守陈规，颟顸无能。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消息不灵，情况不明，发布过时或不切实际的命令。如大沽炮台于6月17日晨已经失守，而朝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一个坚守大沽的作战命令。有时调动部队朝令夕改，反复多变。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战，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围攻使馆区。又如从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战。本来就不想参战的袁世凯，便乘机拖延推诿，事后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此外，部队调动缺乏应有的组织和计划。6月17日，在决定宣战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师赴京调用，但是，关于各部队到京的时间、地点、应执行的任务和隶属关系，以及军械粮饷的供给等问题，均无明确的要求和周密的计划，致使各省勤王之师有的到京后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战即退，一片混乱景象。第二，作战方法保守落后。联军进攻津京的作战，基本上承袭1860年英法联军用过的老办法。如果清军汲取历史教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正面重点地部署守备兵力，同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于有利位置，协同守备部队夹击敌人，或主动攻击联军的薄弱环节，并有计划地和义和团配合，袭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线，必然使远隔重洋的侵略军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日感困难，士气不断下降。经过多次打击，进而粉碎敌之进攻，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军采取的是分兵把口、单纯防守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同时，清军对于随着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管兵力居于优势，仍不免于失败。第三，纪律松弛，赏罚不明。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诸如聂士成、董福祥等积极抗战的将领，由他们指挥的清军，能同义和团一起打击侵略者，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清军高级将领中，恐洋畏敌、惧战溃逃者居多数。他们对所属部队平时不认真加以训练，战时又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与敌接战，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统筹天津战事的裕禄，不但不能与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庆受命后迟不赴津，到津后不仅不与联军作战，反而口对内，残杀义和团，天津失守后便一路狂逃至京。马玉昆由北仓败经河西务时，遇敌不战，径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请求严明赏罚，惩办溃逃之将。清廷虽命李秉衡对败逃清军执行军纪，但又包庇宋庆、马玉昆等人，说他们“忠勇可靠”，并将马提升为直隶提督。相反，清延对抗战比较坚决的聂士成却屡加贬斥；说董福祥“骄难用”；对李秉衡也多方掣肘。这种包庇重用败军之将，排斥打击抗敌将领的做法，自然也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