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英国派兵入侵西藏，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无情打击。以后，英国便加紧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国以所谓会见英国皇太子的名义，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优礼款待，百般笼络，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充当英国傀儡，结果遭到班禅的拒绝。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拉拢拉萨地方当局。以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部分封建领主，由于在对英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便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并影响了徘徊于内地的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态度。英军于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后，主张抗英的达赖于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的怂恿下离开西藏，准备前往俄国，后在外蒙库伦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达赖辗转到达北京。由于他在抗英斗争中未能得到驻藏大臣的帮助以及其它原因，对清政府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进行拉拢，大肆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达赖的对英态度有所转变。1909年12月21日，达赖返回拉萨，后在西藏亲英分子的影响下，逐渐倾向英帝国主义，疏远中央政府。清政府鉴于英军多次入侵西藏，逐渐意识到加强西藏的治理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紧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分入藏，“查办藏事”。张抵拉萨后，参革了在抗英战争中严重失职的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随后即着手整顿西藏内政，推行“新政”。1909年（宣统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派川军二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取道昌都开赴拉萨。同时，命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以便策应入藏之川军。这些，本为中国内政，英国却公然表示反对，并乘机煽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亦下令藏军阻击入藏之川军。1910年2月初，钟颖率领川军在西藏江达（今太昭）击败了藏军的阻拦，于2月12日进驻拉萨。达赖于当夜与少数亲英分子离开拉萨，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达赖逃印后，英帝国主义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百般拉拢。3月5日，英国政府竟然为川军入藏和达赖被革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6月，英国又派步兵两个纵队及工兵一部（携炮四门），进驻印藏边境，并叫嚷“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化”，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①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拉萨后，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分成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帝国主义决定利用这种局势，实现其分裂西藏之一一谋。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后，随即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又名擦绒）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与此同时，英国还在西藏边境一带集结军队，以为声援。西藏部分大农奴主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大肆驱杀汉人，并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即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毒害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竟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1912年春，达桑占东调集五千藏军向江孜进攻。驻守江孜的川军百余人，固守依山的造纸厂，并向拉萨求援。由于粮食不济，援兵不至，该部川军在英商务专员及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下，被迫以支弹药换取路费，离开江孜，经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则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大批藏军围攻驻拉萨的川军。钟颖率千余人据险防御，等待援军。经数月苦战，伤亡不断增加，粮食亦将告罄，处境异常危险。藏军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一时也难于攻破川军防线。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调停”，双方达成协议：川军交出武器，由汉、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军全部退伍，经印度回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照旧驻藏，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卫队。8月中旬，川军交出毛瑟一千五百支、开花炮三门、机一挺、子弹八十箱。此时，钟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亲英分子拒不承认，屡次促其起程。钟颖因未得中央同意，执意不走。双方遂复开战。此时，钟颖所部仅约二百人，粮弹俱缺，处境更加困难。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再次“调停”，钟颖及其所部终于被迫离开西藏。驻拉萨川军被缴械撤离后，英帝国主义于1912年底武装护送达赖回到拉萨。达赖周围的一小撮亲英卖国分子，公开策划西藏“独立”，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坚持反帝爱国的僧俗人士。英军亦以“护商”为名，由江孜侵入拉萨。西藏人民和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坚决反对亲英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热爱祖国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