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是清太祖  努尔哈赤  (《千古之谜》人物)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有歧异，但其实不然。一说创建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  皇太极  (《千古之谜》人物)时首次纂修的太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年）条下记载：“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说：“甲寅年（1614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这个说法载在专门讲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了歧议。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实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寅说”，而《八旗通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条下记载：“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还是以《清太祖实录》为据的，但遍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集）》，发现该处满文的错误与汉文毫无二致。这样就可以判定《八旗通志（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旗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日众，至1615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年建四旗不过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年。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郭成康）